虚假诉讼罪:概念界定与学理分析

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促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从而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虚假诉讼系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表现,其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破坏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无论使用"诉讼诈骗""诉讼欺诈"还是"恶意诉讼"来表述虚假诉讼行为,都是不恰当的。从应然的角度看,虚假诉讼罪存在的范围不应当仅限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应当包括仲裁程序。虚假诉讼的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从这个意义上讲,虚假诉讼罪属于结果犯。《刑法修正案(九)》针对侵财类虚假诉讼罪想象竞合犯的定罪问题以及司法工作人员构成共犯等问题进行了特别规定。     

虚假诉讼的刑事法律应对解析

针对理论界多把虚假诉讼、诉讼欺诈、恶意诉讼等相似概念混用的情况,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虚假诉讼与相似概念的区分人手,分析其本质属性和行为方式,并从刑事法律角度提出应对策略。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异化以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虚假诉讼为最严重的表现形式,迫切需要设计出一套具体的防范及规制措施。要有效地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规制,需要充分运用立法和行政综合治理手段,完善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监管制度,建立虚假诉讼案件的预防和识破机制,健全和创设程序法上的规制措施,建立实体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     

试论虚假诉讼案件频发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近些年来,虚假诉讼案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经济纠纷的诉讼中,控诉双方时常利用司法机关的法律审判来对第三者的权利进行侵害。虚假诉讼作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其产生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宗旨所背离。本文从虚假诉讼形成的背景,及其成因入手,对虚假诉讼行为从本质上分析并对其频发的形成原因深入研究,同时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能够从根本上对虚假诉讼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虚假诉讼案件的法律规制

虚假诉讼包括选择管辖法院、诉讼主体虚假、恶意串通、伪造关键证据四种形式。应建立虚假诉讼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赋予利害关系人救济权。应将虚假诉讼行为入罪,以情节严重作为追诉标准,以法院是否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裁判文书作为衡量情节严重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要强化法官职权,司法机关之间要加强沟通与联系,引导当事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虚假诉讼罪的罪状解析与适用

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虚假诉讼罪为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之可罚性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该罪有效解决虚假诉讼纠纷,但在实践认定中产生较多分歧。深入解读该罪的概念、罪状、犯罪停止形态等内容能为准确适用该罪提供理论支持,同时,立法、司法机关应出台相应司法解释来完善罪名解释与司法审判制度。     

打击虚假诉讼的刑罚手段不能缺位——对设立“诉讼欺诈罪”进行规制的探究

近年来,当事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各种手段提起民事诉讼已屡见不鲜,这种虚假、恶意的民事诉讼行为不仅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正常的审判秩序,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虚假诉讼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提出打击虚假诉讼刑罚手段不能缺位的观点,并通过与诈骗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相关罪名的比较,对设立“诉讼欺诈罪”的刑法规制进行探究。     

民事虚假诉讼现状及其规制

虚假诉讼案件的频发对现有的诉讼法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虚假诉讼的本质及表现形式出发,通过对虚假诉讼产生的原因即社会诚信体系缺失,成本收益失衡,审判机制的内在缺陷及制裁措施乏力等方面的分析,运用比较法学和实证分析法学方法构建对虚假诉讼的防治体系,其中内涵国民诚信意识建立及司法,立法体制改革。     

民事虚假诉讼现状及其规制

虚假诉讼案件的频发对现有的诉讼法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虚假诉讼的本质及表现形式出发,通过对虚假诉讼产生的原因即社会诚信体系缺失,成本收益失衡,审判机制的内在缺陷及制裁措施乏力等方面的分析,运用比较法学和实证分析法学方法构建对虚假诉讼的防治体系,其中内涵国民诚信意识建立及司法,立法体制改革。     

论虚假证据对全部诉讼请求的牵连后果——对虚假证据单一法律后果模式的反思

虚假证据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当中,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后果往往是惩戒性的罚款或拘留,而其在证据法上对整个诉讼的影响却没有规定,学界对此也没有研究。英国通过实践中的大量案例,对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确立了牵连规则,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可能会牵连其整个诉讼请求。牵连规则在伦理和实践上都具有正当性,值得我国证据法借鉴。     

论宋代的“诉讼”文化——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息讼”说去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中庸,以和为贵,认为诉讼不利于社会安宁与和谐关系,但官府还是支持正义的诉讼。在宋代的诉讼文化中,强调的是息讼,甚至无讼,对于妄讼官府的处罚尤其严厉,这有利于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名公书判清明集》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古代司法官的息讼方式,值得当今司法诉讼借鉴。     

从行政诉讼法的适用看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精神。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行政章程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方式,使其实际上拥有了对除行政法规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要以附带性审查为主要模式;赋予人民法院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撤销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后,对具体行政行为要作相应处理;确立有效的诉讼管辖。     

诉讼调解问题探讨

诉讼调解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调解本身也暴露出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诉讼调解是否存在让无理一方获得不当利益、当事人是否真的享有完全意思自由、调解能否实现公平正义理念、调解是否会导致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增加、调解会不会引发诉讼膨胀等。本文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诉讼调解应该坚持的原则进行梳理,即事清责明原则、合法性原则、可执行性原则以及程序正义原则。     

“车辆限牌令”下法院执行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基于缓解交通拥堵等公共利益的考量,我国上海、北京、贵阳、广州等地政府相继颁布并实施"车辆限牌令"。由于"限牌令"限制了法院判决、裁定直接进行车辆过户的物权登记规定,藉此对法院的协助执行法律文书增设了车辆指标证明的条件,致使法院陷入强制执行之困境。"限牌令"的上述制度安排,从法理上说有不当立法、越权审查司法文书和增设行政许可之虞,同时其规制成本过高,因规避虚假诉讼而有因噎废食之过。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完善人大的备案审查制度、确立法院的司法主体地位、畅通当事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启动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程序和建立行政立法的利益表达、意见沟通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整合,从困境中突围而出。     

设立亲属拒证权的法理分析——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作为世界范围内诉讼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亲属证人拒证权有着重要的意义。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司法机关和亲属证人不同主体的作证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更加明晰设立亲属拒证特权的价值性,为我国建立完善的亲属拒证权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浅议高校对学生纪律处分行为的可诉性

高校纪律处分行为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行政行为,高校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故对这种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合理的,将这种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之列,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三难”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难,出庭更难,讲真话难上加难”的三难问题非常严重。三难问题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妨碍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使当庭质证无法实现,降低了诉讼效率。对三难问题的成因,可以从社会、立法、司法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再论行政诉讼之司法变更权

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问题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与制约关系，更关系到司法权监控行政权的力度与广度。我们有必要在法理上重新界定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内涵，分析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现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框架，确立一个完善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开放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