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守仁思想在明代大礼议中的运用——兼论王守仁思想对嘉靖改革的影响

明代大礼议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新锐改革派最终战胜了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老派.随后,改革派继续在王守仁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嘉靖改革.     

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

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要对明代中后期改革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大礼议事件。而重新审视大礼议的关键在于剔除张璁“迎合”世宗的传统偏见。从张璁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武宗遗诏、依时据实和顺应人情等三个方面反映出的议礼思想来看,张璁对杨廷和违背武宗遗诏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主张的坚决抵制是合法、合理、顺情之举,而非“迎合”、“揣摩”世宗之私心的“小人”行为;在大礼议中,杨廷和追随者对其违法、悖理、逆情的主张极力迎合附会,他们才是真正的迎合集团,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代政治转型: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

明武宗的猝死使明代政治走到了十字路口,是沿着武宗的老路继续滑行,还是改弦易辙,必须作出选择.这一选择权掌握在世宗手中,而不是在杨廷和等人手中.杨廷和等人能否被世宗选中,这是决定嘉靖政局走向的关键问题.世宗顺利即位后,通过"大礼议"将杨廷和集团彻底击碎,确定了新的施政理念,完成了明代政治的转型.选帝、世宗登基和清除杨廷和集团是正德、嘉靖之际历史走向的主线.     

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

自“靖难之役”之后，“大礼议”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分水岭。要客观地认知大礼议，须对武宗拒绝立嗣有一全面的认识。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的要求，未能行使立嗣权，直接造成了武宗的断子和孝宗的绝孙。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武宗未效法宋仁宗在前，世宗拒绝效法宋英宗在后。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就已经决定了大礼议的走向。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是必然的。     

嘉靖前期张璁和杨一清关系探析

张璁和杨一清是嘉靖前期政坛上的两位高级官员.大礼议中,张璁倾力支持世宗的大礼观,杨一清对张璁的观点表示认同;在李福达案的善后处理问题上,杨一清竭力调和张璁等人与守旧派的矛盾;在是否推行"科道互纠"与清理翰林院积弊问题上,张璁、杨一清分歧明显;在杨一清受贿问题上,张璁尽力保全杨一清.两人之间的互动,不仅影响到各自的事功和政治命运,而且影响到嘉靖前期政局的变化.     

嘉靖前期裁革冗员述论

嘉靖前期裁革冗员的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杨廷和等人依据世宗即位诏书对正德时期的冗滥予以初步的裁革；二是“大礼新贵”张璁、桂萼等人被重用之后，改变了杨廷和等人的作法，将裁革范围扩大为永乐至正德年间。第二阶段的裁革由于得到世宗的积极支持。故取得了显的成效。同时，张璁等人制定了相应的对策，较好地防止了冗员的再度严重。这一时期对冗员的裁革具有典型性。     

大礼仪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

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的杨延和与新君世宗的暂时对抗不是间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不足所导致的畸变。杨廷和集团的弄权及其对反对者所采取的调出京师、肆意攻击乃至暗杀行为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权臣专横跋扈现象的再现；要突破洪武祖制而实现阁权的扩张，必须具备诸多必要条件，它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更不可能通过挟持皇帝而侥幸成功。     

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以温州市龙湾区项氏、王氏、张氏家族为例

明代温州地区士大夫的祠堂祭祖活动颇具特色。通过对《项乔集》《王叔果集》《张璁集》及相关族谱中有关祠堂祭祖活动的研究,揭示明代温州士大夫的“一本观”宗族观念和“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有助于对明代宗族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试析杨廷和悲剧产生的原因

明武宗崩逝,无子承位,内阁首辅杨廷和主张迎立兴世子,换来了其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然至嘉靖三年,杨廷和乞休,而世宗却不作挽留,致其以悲剧结局。本文试从其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理念之争、阁权与皇权的矛盾及其与张璁派的矛盾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其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乃是封建君主专制。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发微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是继"大礼议"后明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政治动荡,包括"张璁桂萼党案"与"杨一清纳贿案"两个发展阶段。经一番曲折,大学士张璁、桂萼先败后胜,而首辅杨一清以"纳贿罪"被迫致仕,其余被牵扯其中并遭到打击的大小官员亦数十人。其胜负关键除传统史家强调之霍韬对杨一清的两次弹劾外,还包括"议礼新贵"另一健将——吏部尚书方献夫的密疏攻击。杨一清"纳贿罪"成立与否还尚难定论,而决定嘉靖八年内阁之争结果的并非"贿与不贿",而是在于"党与不党"。导致其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所谓"纳贿罪"实为世宗"权力平衡"的政治借口。     

石崇财富来源考论

西晋时期的石崇以富奢著称,其财富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庄园,二是经商。另外．劫杀客商、获得封赏等手段也为石崇积累了财富。     

张华政治生涯探论

张华是我国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张华在西晋的政治生涯分为晋武帝和晋惠帝前后两个阶段。张华被杀的客观原因是朋党之争，主观原因则是其个人谨小慎微的性格。他在出兵伐吴，谋求统一，为政和平，延缓动乱方面的政治作为是值得肯定的。     

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汉武帝一生好仙,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都有他求仙的动机。张骞通西域除地缘政治、军事目的外,也有武帝求仙的考虑。武帝好仙既受神仙信仰弥漫的时代风气影响,亦是武帝本人企望长生不老的私欲使然。好仙使武帝在治国战略上轻重失序,到晚年方始悔过。     

西晋党争与伐吴战争之关系论略

太康元年 ,西晋不出三月而一举灭吴。其实当初西晋伐吴之时 ,并非是一帆风顺。伐吴的策略 ,是羊祜最先提出的 ,在他殁后 ,由张华、杜预、王氵睿等人继成其事。而贾充、荀勖和冯等人则从开始就极力反对 ,幸亏张华、杜预等人的积极努力和武帝的坚决支持 ,伐吴才得以最后成功。只是在伐吴问题上意见一致的张、杜、王三人并不能称之为一个党派 ,他们不是一贯结合在一起的贾充一党的对手。所以 ,在伐吴之后 ,他们不但并未因伐吴之功受到重用 ,反而遭到了疑忌、排挤甚至诋毁。     

杨万里、张镃交游考论

张镃是南宋中期诗坛的一位活跃人物。他与杨万里过从甚密,堪称知音。他们的交游对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张镃虽未正式执弟子礼,但是内心一直师事杨万里,推赏其活法并努力摹仿;另一方面,杨万里视张镃为中兴后劲,尤赏其诗之“工”,由于他的鼓吹称扬,张铉诗名日隆。但张镃诗歌缺乏较为鲜明的艺术个性,表明他对杨万里的学习终究是取貌遗神。     

胡仔论黄庭坚其人其诗

胡仔首次将苏轼、黄庭坚与李白、杜甫并列,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平分秋色的文学地位;否定了"苏黄争名"说;分析了黄庭坚的创新精神、某些句法和诗体本自杜甫、对仗句的工整和题画诗的传神、咏花诗的得失;对黄庭坚悉毁"不复淫欲饮酒食肉"的禁戒,从人性的本能角度表示深度理解。     

周武帝、周宣帝亲信人物与军权

周武帝在杀死宇文护前后,逐渐笼络了一批亲信人物聚集在他身边,这些亲信人物由于没有战功,在北周的军人社会中很难得到认可,因此武帝上台后尽量给亲信人物以获得军功的机会。在此期间,武帝的亲信同周宣帝及其亲信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从而致使宣帝上台后对武帝亲信人物进行肃清,严重削弱了北周王朝的政治根基。消灭了武帝亲信集团的周宣帝的亲信们由于自身军事经验不足、威望不高等原因,在宣帝死后迅速倒向杨坚,直接导致了北周王朝走向灭亡。     

风味 感兴 透脱——杨万里诗学思想刍议

杨万里早年曾习江西诗法,因此其诗学思想留下了江西诗学的烙印,他主张诗歌讽喻时政要怨而不怒,与黄庭坚所倡导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近;学古人句律不用其句意而学其风味。时代的巨变和亲身的生活阅历,走出江西诗派的樊篱的杨万里提出了"感兴"说,言诗人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得创作灵感和激情,它远绍魏晋感物起情说,近承陈与义感物兴发论,对向书本材料讨生活的江西诗派末流具有纠偏救弊的现实意义。心师造化、取法自然的同时,杨万里并不否定对前人诗作的研习,但须"参"须"透脱",才能妙悟其风味,这一诗学思想是对黄庭坚诗学思想的总结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