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线性激励契约的曲率

尽管在最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的激励契约是线性的，但是现实中的激励契约往往是凹的或凸的。本文的目的是在一个委托代理的框架内研究改进线性激励契约的曲率。我们规定了一个二阶多项式的激励契约与一个两状态的噪声分布。我们从理论上证明在这些具体规定下，作为对线性激励契约的改进，最优激励契约在什么条件下应该是凹的或凸的。     

金融支持与产业升级的最优契约结构

本文基于Holmstrom 和Milgrom（1991）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解释了政府与商业银行在支持产业升级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通过构建银行经营性业务与支持产业升级业务目标的激励机制模型,揭示商业银行最优激励契约均衡条件,刻画了在市场冲击情形下银行经营者经营行为偏离社会目标的发生机制,并从政府规制改善角度提出了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工程建设项目中业主对承包方的激励契约研究

讨论了工程项目中业主对隐藏成本信息的承包商进行激励。通过动态博弈分析以及委托代理分析,得到了最优激励契约。在此契约中,承包商的最优行为同时也使得业主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另外,业主还可以用该契约对特定质量水平的项目进行承包商的选择。     

委托投资中的最优风险分担合同

在通常的委托-代理问题中，由于代理人存在道德风险，委托人通常采用线性支付合同来激励代理人的行动。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讨论了委托投资的最优线性分担合同。我们发现，线性合同主要并不是用作激励，而是把一部分风险转移给代理人，以达到风险的帕雷托最优配置。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我们求出了问题的显式解，并对模型的解释能力进行了考查。     

市场波动条件下的经理人EVA激励契约研究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创新的业绩激励指标,经济增加值(EVA)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指标之一.在传统EVA激励契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外部市场波动因素,建立市场波动条件下改进的经理人EVA激励契约模型,并运用委托代理的结构框架对该模型进行研究,得出改进的EVA激励契约比传统的更能体现经理人与股东利益一致性的结论.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期权博弈研究

利用期权博弈理论建立模型,为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代理问题提供一种契约约束的方法。在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致力于为政府提供一种最优契约,使其可通过契约激励和非物质性惩罚的措施使国企经营者能付出努力,并揭示企业的隐藏价值,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期权博弈研究

利用期权博弈理论建立模型,为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代理问题提供一种契约约束的方法.在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致力于为政府提供一种最优契约,使其可通过契约激励和非物质性惩罚的措施使国企经营者能付出努力,并揭示企业的隐藏价值,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基于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的风险投资契约模型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把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和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建立了符合风险投资实际运作情况的契约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家存在一个最优监督分配比例,进一步分析了过度自信和监督努力这两个因素对风险投资参与者行为策略及代理成本的影响.理论研究分析表明,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和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均有助于刺激风险企业家提高其努力水平以及降低风险投资家的代理成本,从而增加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期望收入.研究结果为风险投资家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卷烟零售客户激励机制研究

引入Holmstrom和Milgrom提出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构建烟草商业企业激励卷烟零售客户销售和服务水平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对努力成本函数相互独立和相互依存两种情况下的卷烟零售客户激励问题进行分析,期望得出在此条件下的最优激励合约安排,为维持烟草商业企业与卷烟零售客户良好的利益伙伴关系和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规避研究

从双边道德风险的角度,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最优契约。在传统的股权契约的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增加了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的违约成本,降低了其违约倾向,既规避了风险投资机构逃避为风险企业追加投资的委托人道德风险,同时也降低了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进一步分析了市场行情对契约的影响,市场行情不好时风险投资家会提高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并要求其承担更多风险,这为经济危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     

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

以2004年为研究窗口,筛选出沪深两地100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2007年四年年度财务数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大股东持股比例、薪酬委员会、高管持股和独立董事制度四个特征,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年度效应之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与高管薪酬敏感度负相关,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可以减轻委托代理关系,降低薪酬激励的水平;薪酬委员会制度在薪酬方面相比于独立董事制度更相关,薪酬委员会设立可以提高薪酬敏感度,而独立董事与薪酬敏感度没有相关性,这似乎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尚待加大执行力度。     

高管性别、制度环境与企业CSR决策

基于商业伦理和性别角色差异的理论视角,探讨了高管性别对企业CSR决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运用多元回归、2SLS工具变量回归和广义矩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高管性别对企业CSR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企业CEO为女性或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增加时,企业CSR质量得到显著提升;（2）制度环境对高管性别与企业CSR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落后,女性高管改善企业CSR质量的积极效应越明显。本研究拓展了对企业伦理决策与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也丰富了女性高管决策领域的研究文献。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战略选择的调节作用

企业应充分结合自身战略发展需要,制定与之相符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准则,以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和社会期望,从而提升企业声誉。本文以ISO26000和GRI指南为基础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八个维度,对中国203家企业进行调研并获得相应的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讨多元化和专业化战略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经济责任对情感声誉、环境责任对认知声誉影响不显著外,其他责任维度对企业声誉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选择多元化战略的企业,践行经济责任对企业认知声誉的提升有较为显著影响;而选择专业化战略的企业更倾向于在劳动实践、公平运营、消费者责任、责任治理、环境责任和社区发展六个方面有良好的表现,从而提升企业声誉。研究结论不仅为企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而且有助于提高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性。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行为研究——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是金融危机中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发挥效力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政府施加的政策性目标和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双重任务约束下,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增加,信贷行为产生＂异化＂,导致资金投放偏离政府最初意图。本文在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危机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激励行为和由此产生的信贷风险,并根据多任务之间的相关性对代理人的激励影响做出了拓展性解释。     

我国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

商业银行应当以履行社会责任为主导维护消费者权益。本文在从维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存在问题角度分析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最后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对企业社会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突破传统的财务指标向度,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因及作用机制.基于世界银行对全国12个城市1268家工业企业的问卷调研,首先通过归纳性分析得出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范畴的5个维度及相应测量工具.随后在计量模型下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     

利益相关者网络视角的企业社会创新过程——案例研究

企业作为社会创新三大主体（政府、社会、企业）之一,日益受到关注。但企业社会创新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关系却被研究者忽略,也造成了实际工作的举步维艰。本文首先阐明了基于权利关系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概念,进而构建了利益相关者网络视角的企业社会创新过程理论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密度、节点度和中心度的计算方法,对浙江九仓再生资源开发公司的垃圾回收社会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详细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企业社会创新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权利诉求,由此形成的权利关系决定的网络密度、节点度、中心性也因不同阶段而演化,其中高管、政府和社区是主要利益相关者,股东、员工、客户、合作者、供应商也是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在社会创新过程的四个阶段中因不同的权利关系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双元创新战略的影响研究

设计有效的激励契约以引导高管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的技术创新战略选择是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采用2007~2014年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均值T检验与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授予高管股权激励的中小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水平、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水平等均明显高于其他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路径方面，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中小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内部自主研发，而非外部技术引进；在技术创新模式方面，股权激励强度与突破性创新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是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与行为代理模型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为创新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