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述略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加强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在内地实施了"改土归流"。但是,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具体实施,直到民国初期,土司制度都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存留。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之所以得以保留,其理由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是充满效率的。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地区带来的效益还不能充分超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合理的、现实的。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

土司制度是实行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时代发生巨变的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司的许多权力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使，许多的单个土司都丧失了原来的权力、地位和威望，而成为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官吏。可以说，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依附权力实体的土司群的存在。依靠权力实体的保护，苟延残喘，使甘肃的改土归流又大打折扣。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的改土归流成效较大，并为解放初期甘肃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     

土流并治在近代云南边疆的全面确立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和平“改土归流”、存土置流等方式,全面确立了土流并治的统治形式。其特点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土司制度、政权与流官制度、政权同时并存,甚至明文规定了双方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分配。整个民国时期,土流并治遍及云南边疆,形成了一务引人注目的土流并治带。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①土司制度在近代云南边疆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②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土流关系由对立转向统一,外延式改土归流完成了向内涵式改土归流的转变。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民国改土归流与南甸土司制度变迁述论

清朝的改土归流完全没有涉及到地处“江外”的南甸宣抚司。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最终也没能彻底章除土司制度。但是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和削弱了这一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了过去南甸宣抚司独揽的权力,国家统一行政建制也逐步取代了自成体系的土司制度。这也为建国初期民主改革彻底解决南甸宣抚司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打喇土司考略

打喇土司在明清时期是今四川理县羌族地区的重要土司。本文将重点考证打喇土司的起源、变迁历程以及改土归流等诸多历史事实,向世人展示打喇土司的基本面貌。并以此为典型反映土司制度在羌族地区的施行状况。     

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讲话》中的“经”“权”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包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又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郭沫若将之概括为"经"和"权"。只有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对《讲话》加以理解,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其复杂内涵。     

书法中提按的频度与韵律美的调谐

韵律美作为书法艺术美的一个方面,其和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衡量一件书法作品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书法韵律美的表现存在着“节奏的套叠”现象。“节奏的套叠”要求作书者在把握提按笔法时能分清主次轻重,做到虚实相生。提按的频度差异不仅带来丰富的节律美的变化,同时还直接影响书法的风格和情感的抒发。提按的频度差异及其选择性主要受书体表现的需要、风格表现的需要和情感表现的需要三方面的影响。     

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

本文从大、小传统的角度,以谶纬之学中的《易纬》为个案,探讨其渊源、思想成分、在两汉之际的兴起、传播以及在魏晋之际的衰落过程,进而讨论大、小传统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借鉴与利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与补充。本文认为,谶纬作为大传统的载体,其内容庞杂,包含了众多小传统的成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吸收当时的小传统,以完善与发展自身。魏晋之时,其核心的“天人感应”思想被摒弃,其理论的合理成分被小传统所吸收而走入民间,流传至今。     

"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悲剧的必然性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木石前盟"是知己之爱,也是叛逆者之爱。这种爱情损害了家世利益,不容于封建思想和制度,而被拆散,形成悲剧。薛宝钗与贾宝玉的"金玉良缘"虽说"终成眷属",但由于宝玉的出家,亦成悲剧。这两处悲剧都是封建末世时由封建家长所造成的,两者是时代的悲剧,其悲剧性是必然的。     

南北朝时期语气词“耳”、“乎”的南北差异

揭示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南北朝时期一些经典中土文献进行穷尽性调查和细致分析,我们发现,语气词“耳”、“乎”用法的南北差异存在某种相似性——各语法意义的使用频率存在着差别,我们把它归纳为同质通语发展差异类型。我们把“耳”“乎”在南北朝的用法置于历史的纵轴线上,以前人对它们的研究结论为参数,进行一种历时考察,可以发现产生这种南北差异的原因。     

《中庸》的“参赞化育说”

中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生态意识,《中庸》的“参赞化育”说就是其中之一。“参赞化育说”与“人类中心论”的最大区别是,它不是以征服、战胜自然为人类进步的标志,而以尊重自然,促成自然界的进化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这一学说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导。     

论《老子》的“柔弱胜刚强”

老子的“柔弱”并不是在一个狭隘意义上与“刚强”相对的名，而是一个抽象的、具有形上色彩的哲学概念。它总括了万物存在的共性，既是一切事物生命力的象征，也是“道”的表现形式。关于“刚强”，老子虽然有“强大处下”的名言，但实际上，对于体现“道”的力量的至强性的东西，他是赞赏、推崇的。“柔弱胜刚强”的论断既体现了老子对于宇宙万物之本源－－“道”的理解，也表现了他济世救人的情怀。     

思想政治工作“势”论

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和效果,就要善于“审时度势——明势”,“以势生威——蓄势”,“因势利导——驾势”。     

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

“京”“海”之争并非严格的派别论争,只是一场由沈从发难、此后也主要是他一人代表“京派”,与在上海的非“海派”作家之间围绕何谓“海派”、“京派”的讨论,表明双方在如何看待时代与艺术、政治与学关系方面潜隐着分歧,且在论争的两次余波中更趋明朗。李初梨的“宏论”发自肺腑,公允全面,是对“京”“海”之争、“反差不多”论争甚至30年代左翼学与自由主义学论争最好的总结。     

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看人与自然

不论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天人相分”,都没有处理好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天人合一”一味强调人类必须顺从自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所事事,缺乏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而“天人相分”则一味强调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虽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吸取两者之精华而摒弃其糟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