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天下之法”的法律思想探析

黄宗羲十分重视"法治",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其在批判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君臣共治、地方分权和学校议政等建立"天下之法"的具体措施。     

简析方孝孺的君臣关系说

自孔子以来,士大夫一直把君臣关系视为天下治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奉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行为规范.自幼诵读儒家经典,并“以之为权衡”、“以之为著龟”的方孝孺,也持这种观点.元末明初存在着严重的君不以礼待臣、臣不以忠事君的现象.例如,元中后期皇位不稳,大权旁落,法制纵驰,贿赂公行,臣者不知道忠君爱民是怎么回事.明太祖朱元璋惩其弊,勤政、集权、重吏治,但诛戮太多,用刑重而滥,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冤死于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方孝孺对这样的君臣关系是不满意的.尽孝和安天下的双重责任感促使他对君臣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以下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唐宪宗政治思想初探

本文对唐宪宗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它包括君臣共治思想、纳谏思想、改革思想和民本思想.这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其中有前代的思想,也有唐宪宗个人的特色;它既属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范畴,也含有辨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唐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了“元和中兴”,奠定了他“中兴”之主的地位.     

论荀悦的君臣观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不堪,政治上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军阀混战,君臣无实。国家日益走入困境,大厦将倾。在上下迷茫之际,荀悦积极参与政治,拯救社会大厦即倾之势,在儒家"正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的君臣观,要求君主和大臣在自己的"位"置上积极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同心同德,并辅之以制度考核,为成就"王治"之世找到了一条哲学依据。     

富弼与邵雍关系之研究

富弼与邵雍,一显宦、一处士,两个对北宋政治、学术思想分别产生重大影响者,经历了相知、举官与拒官、共享桑榆晚景的交友历程。富弼与邵雍的关系折射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后,士大夫们对儒家道统和价值观念回归的欢迎,以及"庆历新政"集团成员及其追随者面对熙丰变法和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的共同抵制。     

《管子》中的君臣“定位”与政治心理根据

儒、道、墨、法四家,均对君道、臣道有过较为清晰的论述,并透过"君道"与"臣道",明确了君臣的基本定位,即君、臣应"各守其道、各安本位"。其中,《管子》中既对君道、臣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同时又另辟蹊径,在详细阐述"君臣安位"、"君臣失位"的基础上,对"君臣易位"的产生、特点和影响做了清晰的论述。透过这一论述,我们进一步探究"君臣易位"背后的政治心理因素。     

司马光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基于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特殊的政治环境，在吸收儒家“中庸”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基础上，司马光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社会控制思想。其社会控制思想主要包括王霸同道、忠君抑君、隆礼重法三个方面，对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程伊川论经筵箚子义疏

程伊川深切认识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症结:皇帝缺乏与士大夫沟通、协商之意愿和能力.故在担任经筵官之前上论经筵三道箚子,构想了一全新的经筵制,旨在让经筵官全程管理皇帝之生活,并通过特定的礼仪和特殊的制度安排,塑造皇帝成为士君子,具有共治之意愿和能力,从而弥合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隔阂.     

御赐神道碑额所见北宋中后期的君臣关系

宋代御赐官员神道碑额作为一项常例,约始于仁宗皇祐年间,用意是体现"祖宗之法"所确立的尊重文人士大夫的原则,其后又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自神宗时期开始,因受到各类政治因素的影响,历朝御赐碑额的现象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朝政状况和君臣关系。     

用乐以合《周礼》:试论北宋宫廷雅乐改革

北宋宫廷雅乐自太祖建隆至徽宗崇宁间就有六次比较大规模的改革。其中,宋仁宗时期的李照乐,宋神宗时期的刘几、杨杰乐,宋哲宗时期的范镇乐和宋徽宗时期的大晟乐,最为突出。从雅乐改革的始末可以看出,北宋宫廷雅乐改革的主导思想是"用乐以合《周礼》",这是受宋人轻《礼记》、《仪礼》而最重《周礼》理念的影响,同时又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北宋君臣对雅乐改革虽做出多次努力,但始终没有形成较为理想的雅乐,其原因包括士大夫本身不晓音律,又相互倾轧,复古主义的影响等。不过,北宋士大夫在改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执着以及做出的努力探索,成为宋代礼乐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韩非的君臣观中看《韩非子》的治吏思想

韩非是继吴起、商鞅、申不害等战国后期法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对以往的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和扬弃,从而将法家思想的理论水平推进到了新的高度,被后世学者看作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内容丰富,文章主要讨论其君臣观,并从中探讨《韩非子》中所反映出的韩非的治吏思想。     

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内在根芽？——从晚明以降儒家“经世哲学”的三种新动向谈起

晚明以降儒家"经世哲学"在三个方面出现了新的动向.第一,一批儒者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增强;第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少数儒者反对用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也反对将君臣关系看作是主仆关系,要求将传统儒家的血缘伦理和传统的主仆伦理与理想的政治制度分离开来;第三,以戴震为代表的少数儒者反对以伦理代替法律,要求将维护长者、尊者的旧伦理与理想的公正法律分离开来.正是这三种新动向,显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具有自己的内在根芽.     

文学创作语境中的“君臣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体中,君臣关系一直是引人注目且难以理清的问题,历代学者志士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解析和重构,历代文学创作形式也多样化地反映着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样式。君明臣贤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君臣遇合,尤其在文学创作中,历代文人学者都大幅度地解读和重构着夹杂了特定历史背景和深厚感情的君臣关系,明君贤臣的思想和言行都具有深刻的审美意蕴,这一点在文学创作语境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体现得较为突出和重要的地方。     

试论北宋中期"耆英会"

北宋中期"耆英会"是当时士大夫一种特殊的交游方式.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活动内容主要有饮酒、作诗、游园这三项."会员"入会条件要求十分苛刻.就其形式和内容来说,对今天仍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赜——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依据

君臣之分乃是探讨君臣之义的前导,亦是研究儒家政治秩序观念的基础性问题。孔孟的"君臣之分"是社会的一种现实秩序,乃人群中自然呈现出的状态,或言"原初状态",而混乱和伦常崩坏是由于人们打乱了这种社会合力形成的君臣之分,争夺君主的权力,故孔孟都倾向于君臣分际中维持平衡。而荀子认为社会初始状态是相互争斗,因明王出区分出了高低贵贱,人们这才能和谐相处,无形中赋予了王权以第一位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因而在纠正"君不君、臣不臣"中,三者亦呈现不同倾向。此外,虽于政治观持论有异,三者却均不以德性价值来要求社会秩序,而是倡导在自我德性淬炼中,与他人合作改善世间秩序。     

北宋士风之异动——以奔竞、隐逸、政争、奢靡等风气为例

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异常活跃。他们很多人恪守传统儒家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或以天下为己任,厉行忠义;或尊经法古,净化世道人心,其精神一直为后世所称道。但与此同时,传统士大夫身上的消极性因素此时亦得以放大,其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异动倾向。而传统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扭曲,对北宋政局产生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从荀子对孔子"礼"的继承与发展看荀子德礼法兼治的天下治理理念

孔子继承了三代对"礼"的重视,并用"仁"对"礼"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完善了理想社会应该是制度与人文相融合的天下理念.荀子对孔子的天下治理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他融合儒家的德礼之治而发展出德礼法兼治的天下治理理念.这一思想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思维创新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策略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是君臣政治运作模式的一个完美范型,这一范型的产生,依赖于他们共同“报国家、安黎庶”的政治抱负和君臣同心一体的和谐关系,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刘备之仁、之明和诸葛亮之贤、之忠。     

论孔子的“君臣观”

孔子的君臣观是建立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的，以民本，以仁为核心。君必须以道行政，臣则应以道事君。君臣的离合，以道是否相同的为前提，臣对于君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孔子的君臣观表现了春秋末期人的意识的觉醒。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提出“三纲”说，对孔子的君臣观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所谓“纲常名教”。“三纲”说的君臣观与孔子的君臣观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然而两千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两种不同的君臣观混同起来，将“三纲”说的君臣观，当成孔子的君臣观，并奉为主泉。不但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受其束缚，而且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也未能摆脱这种束缚。这说明孔子的君臣观具有超前性，确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论荀子思想中的君、臣、民关系

荀子主性恶,法后王,隆礼义,思想颇具系统.其主要特征是主张礼治,其重要的内涵是重视君主.然荀子的尊君和法家的尊君不可视为同构,因为他根本没有离开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是从儒家的重礼出发去尊君的.他的"君道"论,"君臣关系"论,"臣道"论足以显示它与法家的说法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