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农民工维权研究综述

我国的民众抗争活动是有基本传统的,他们都遵守着一定的规则。笔者通过梳理近十年文献,发现农民工讨薪之路具备了弱者抗争演变之路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通过认真研读、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前人研究中符合农民工维权规律的主要有四种解释框架:依法维权、以势博弈、以身抗争、视觉修辞抗争。     

唤醒、建构与再现:网络抗争中记忆对话语机会的形塑

对记忆的调用实质是一个权力问题,因此记忆也是网络抗争中不容忽视的因素.本文探讨记忆对网络抗争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记忆可以通过对话语机会的形塑来推动网络抗争发展.首先,网络抗争的前提是获得可见性,抗争行动者可以通过对个体记忆的唤醒来"制造新闻"获得可见性;其次,要实现话语机会的扩张,抗争行动者可以利用集体记忆的建构性来划清群体界限获得群体认同进而实现情感动员,促进公众产生更多共鸣;再次,为了避免抗争被遣散,抗争行动者需要通过对社会记忆的再现来保障抗争的合法性.通过记忆来形塑话语机会是网络抗争的重要手段,但为了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心态的恶化,需要对偏颇记忆的构建及时进行规制和引导.     

网络空间中的“视觉抗争”及其后果处置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权力扩散,使得民众在网络空间获得了相对赋权,原本由精英长期垄断的社会符号生产格局被打破。但是,网络空间并非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社会精英凭借在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优势,可以实现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再造,相应草根民众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存在递减趋势。在现实利益表达机制未能有效完善的前提下,草根民众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围观疲惫",不断尝试"视觉抗争",以致草根民众的符号生产呈现"奇观化"。"视觉抗争"对草根民众而言,属于"无奈之举",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特定部门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有效的处置。     

具身性认知、跨圈层情感与修辞化抗争:对媒介话语“躺平”的一种反思CSSCI

“躺平”既是一种身体隐喻,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它源于特定话语主体对日常身体动作的直观描述,在网络实践中则被赋予了不作为、不进取的微妙含义。虽然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使用这一话语时所表达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隐藏于话语背后的倦怠感、挫败感与焦虑感却无疑成为一种共同情感表征。这些负向情感生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土壤,并在平台交互与智能算法的助推下实现了跨圈层扩散。“躺平”话语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宣泄负面情绪,产生高扬自我主体性的抗争快感,但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止步于行动的话语修辞策略。因此,与其把失败过多地归结于外部秩序,不如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立于潮头、迎难而上。     

自媒体时代借媒抗争的话语表达研究——基于南昌“象湖事件”的思考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可能充当社会信息网络的传播节点,固有的话语表达格局已发生逆转。而民众"借媒抗争"影响社会公共事件"失衡失序失措"式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南昌"象湖事件"的分析发现,自媒体时代民众"借媒抗争"呈现表达主体多元化、表达路径多维化等特点,从个人话语符号暴力化、意见领袖湿性化、群体记忆多元化的三维表达场景为切入点,文章重点分析了自媒体时代民众借媒抗争叙事话语的"技巧化"表达,探讨社会公共事件的相关传媒纾解机制,并尝试分析未来社会公共事件在表达语体、语境上的新趋向。     

多元化资讯环境中“抗争范式”的演变——基于2002年至2017年澳门抗争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

美国学者对于抗争传播的研究显示,主流媒体扮演着社会管控中介(agents of social control)的角色,以维持现状(status quo)。新闻媒体普遍采用特定的报道框架以边缘化本国的抗争事件,这一现象被特征化为"抗争范式"(protest paradigm)。随着媒介环境的发展以及抗争诉求的多样化,抗争事件的媒体表征越来越具复杂性。新闻报道的"抗争范式"及抗争事件本身都被作为变量加以实证化测量,媒体生存的宏观环境影响也被涉及。为检验在异质化的媒体环境中"抗争范式"的适用性,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从香港和澳门的报纸对2002年到2017年11起澳门抗争事件的报道,来检测多重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和架构有关抗争的报道。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澳门地区,相比于中立性以及激进性的媒体,保守性媒体会更多地采用"抗争范式"来边缘化抗争者。当诉求者们采用较为极端化的抗争策略时,新闻内容会趋向负面。而当抗争事件聚焦于澳门地区分歧较大的议题时,媒体报道中"抗争范式"的特征却并不显著。随着年份的推移,抗争报道中的负面成分变得越来越少。抗争事件的新闻报道受制于社会现状、媒体与抗争事件三者的交互关系,结合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三元动态互动的理论模型,以更好地解读媒体对抗争事件的架构过程。     

“微抗争”:互联网技术赋权与政治机会结构的限制——基于微博上访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成为人们开展维权抗争行动的新工具和场域,技术赋权被认为是互联网带给权利抗争的红利,这一红利是否有助于形塑政治机会结构呢?本文通过对上访人微博的内容分析,探讨上访人如何利用微博上访的关系网络、抗争策略和政治机会结构改变效果。研究发现,上访人借助微博所开展的抗争行动是一种具有本土概念特征的"微抗争",在抗争发生的场域、抗争手法和抗争效果等方面都体现了"微"的特征;"以理抗争""以势抗争""摆事实"等是上访人惯用的抗争策略;在政治机会结构方面,由于微博作为政治参与通道的局限、"有影响力的盟友"介入抗争效果不明显以及上访人既定社会位置限制,微博上访的形式难以带来政治机会结构的改善,互联网赋权并不显著。     

“唐慧劳教事件”中的微博抗争政治分析

近年来,个人维权与群体性事件频发,抗争政治成为了重要的公共议题。而微博这一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对抗争政治表达提供一条新的道路。2012年8月,湖南永州市"上访妈妈"唐慧被劳动教养引发的微博抗争政治事件就是这种新兴表达方式的一次典型表现,本文通过对本次事件中抗争机制与过程的分析,探讨微博抗争政治事件中,以律师为代表的新意见领袖以及其他传统意见领袖是如何通过微博行动的,由此进一步探索微博这种新的社交工具在抗争政治中扮演和有潜力扮演的角色。     

影像抗争——对“宜黄强拆事件”的个案研究

在宜黄强拆事件中,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立体传播网络为抗争提供了资源,作为超主体的记者参与的人际传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舆论博弈的过程中,深描强拆现场的影像作为证据在逻辑与形象上建构了双方的身份和事件的解释性框架,并引发进一步的公民行动。照片成为一种组织动员的象征资源,起到了动员舆论的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网络的局限性。     

政治效能感、媒介使用和利益抗争方式——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研究

利益表达机制属于政治学中"权利"的范畴,本文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考察了"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以及"媒介使用"对居民"利益抗争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选择"和"非制度性利益抗争方式选择"都有很大影响;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利益抗争方式"影响力不足;"媒介的使用"对"非制度化的利益抗争方式选择"存在正向影响。     

“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抗争?——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媒介与抗争的关系,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将媒介作为抗争工具和策略加以理解,或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框架对抗争事件的呈现,未将整个媒介生态对抗争的影响看成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媒介逻辑"作为核心性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介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抗争这一特定社会领域。对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媒介的内容逻辑比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但内容逻辑的影响力镶嵌于而不是独立于政治制度。虽然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自身无法有效解释抗争成功,但三种媒介逻辑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在内容逻辑基础上引入其他二者将大大提高"媒介逻辑"对抗争成功的整体影响。总之,本研究在经验上初步验证了整合的"媒介逻辑"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图像传播与文化转向

本文重在论述图像传播研究与文化转向之间的关系。详尽阐明了当今图像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文化转向"的内涵:是以视觉为中心的转向,视觉事物成为文化建构中的关键,图像成为传播知识和建构文明社会的重要媒介,建构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想像及认知/想像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被重新发现的"图像"的作用、地位和本质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最后就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本文认为,图像已成为现代传播中一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生产力,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一种有效的工具和文化力量。开展图像文化传播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强化传播效果,拓宽文化研究的领域等方面都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图像传播的视觉表征——视觉文化下图像传播对世界的反映

数字化时代以批量生产复制的图像内容宣告一个新的视觉文明的到来,我们正从一个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过渡.现代社会日益被图像和符号所包围,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以影像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媒介加速了这种效果的释放.电视不仅担负着视觉文化的传播者角色,也是建构者和缔造者.视觉影像塑造了一个媒介主导的现实和电视构筑的文化,图像传播表征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图像成为建构和理解当下社会文化状态的必然手段,成为构成文化中群体的主导思维方式.     

实现有序化、有益化引领:网络抗争研究的核心议题演变及社会治理趋势CSSCI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发展中各种利益主体都借助互联网及社交媒体进行权益表达、监督问责和利益抗争,这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本文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我国2000—2020年间的网络抗争研究文献进行共现、聚类、演进和突现可视化分析,探析国内该领域研究的轨迹、热点变迁、主题及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网络抗争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学术图景,并对未来研究提供方向指引。     

“油腻中年”狂欢中抗争内涵的形成和嬗变

"油腻中年"一词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在网络中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年男性群体的污名化狂欢。"油腻中年"与其他许多流行语不同,具有明显的抗争内涵。这一内涵并非最初就具有的,而是在二次传播过程中,同时作为受众和传播者的网民通过议程设置手段对这一标签进行再编码,从而赋予其抗争的内涵。     

浅析社会极端事件报道“以死抗争”框架的滥用

近一个时期以来，自杀、凶杀等社会极端事件成为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以死抗争”的新闻框架在此类事件报道中被屡屡使用。事实证明，“以死抗争”框架在唤起受众注意、制造情感共鸣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但也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极端事件都适用于“以死抗争”框架，不加选择和节制地使用这一框架，将使其传播效果事与愿违。     

中国抗争行动的“文化框架”——基于拆迁抗争案例的类型学分析(2003-2012)

尽管现有媒介框架研究文献描述了多种抗争框架,但它们尚未有效地呈现中国抗争框架的整体图景,这种不足部分地源于单案例和描述分析的研究路径。本文采取类型学的思路,试图从话语符号、表征框架和文化资源三个层面构建一个理解框架现象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40个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拆迁抗争案例进行多案例归纳,提出"传统底层道义型框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和"现代法理型框架"三大抗争文化框架。分析结果揭示了当前中国抗争框架的三个基本特征:三大文化框架并存、现代法理型框架相对弱势、多种框架共用。中国的抗争文化框架既呈现出历史延续性,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公民权"和"推动法制进步"等表征框架的运用,这部分取决于抗争群体和抗争的媒体/政治环境的变化。多框架共用现象表明,中国的抗争者倾向于工具性地运用框架化策略以便有效地引起公众和国家的关注和支持。     

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流言传播及其治理

新媒体提高了草根民众的社会抗争能力,但是随着抗争客体对新媒体的不断适应及其反制能力的逐步提高,再加上新媒体在利益诉求方面存在自身局限性,草根民众的集体抗争焦虑并未因新媒体增权而得到根本缓解,以致"流言"作为社会抗争的畸变形式大量出现。"流言"具有制衡强权,迫使执政当局回应和处置抗争民众利益诉求的积极作用,但它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也是异常明显。然而,各级政府及其主政者不应过分强调"流言"的负面影响,而应看到"流言"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意民情,构建和完善制度性民意表达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以此才可有效抑制"流言"的大量生成和传播。     

科技期刊封面图像及创作机构的案例研究

图像与日常科学实践活动、知识表征和传播密不可分。信息时代下视觉图像的生产制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在科技媒体尤其是科技期刊中应用广泛。文章结合当前科技期刊封面表达现状,探讨了科学视觉传播中装帧设计的美学要求,并以典型创作机构为案例,分析其图像建构角度、方法和商业运营机制,进而有助于深入探索科学知识可视化的生成方式、传播路径、发展方向和研究前景。     

图像建构意识形态——“看”的社会性对视觉文化的影响

图像深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对于图像的观看与理解成为新的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原有的人类所进化形成的思维方式如此不同,在符号学的阐释系统里,图像规定了事物的所指,并从"看"的社会属性入手加强对受众的意识形态建构。又因图像的直观性部分主体将解读图像的话语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视觉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