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方法在《经义述闻》中的运用

训诂学在清代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更是成就非凡。《经义述闻》是王引之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并合有此父子二人的语言学思想。王氏父子之所以能在训诂方面取得如此巨大之成就,这与他们采用科学的训诂方法是分不开的。其中之一便是将统计方法运用于其具体的训诂实践。《经义述闻》中,王氏父子用统计方法明词义之是非、辨用字之讹误、证文字之脱衍,解决了训诂方面的许多疑难问题。     

《经义述闻》的修辞学成就

王引之《经义述闻》在研究训诂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修辞现象。当时修辞学尚未 脱离训诂学而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背景下,《经义述闻》在修辞学上的成绩有其筚路蓝缕之功。     

“可”作“何”用质疑

杨伯峻先生的《“可”作“何”用——语文质疑录之二》(载《中国语文》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对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可即何”之说,作了充分的发挥,并列举了《诗经》、《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的一些用例,作为王氏论据的补充.读了此文,我觉得此说很难成立,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经传释词》古音通假字表说明

《经传释词》是一部对古汉语虚调进行系统研究的专书。作者王引之是清代训诂学家,继承其父王念孙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 作者正引之鉴于古书中的虚词,古人往往不加解释,或以实词意义去解释,因而杆格不通。于是他对《九经》《三传》以及周秦、西汉时古书中的虚词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编撰了这本书。     

《仪礼》札记三则

文章以杨天宇《仪礼译注》和彭林《仪礼全译》为参考,运用归纳文献用例、内部求证等方法,对郑玄《仪礼注》与王引之《经义述闻》存在分歧的地方,择取“孝友时格”(《士冠礼》)、“某得以为外昏姻之数”(《士昏礼》)、“布席于奥”(《士昏礼》)三则,提出己见。     

王氏四种韵转考

1.0 古代汉语由于历史音变、方言音变以及文字通假等原因,导致语音产生流转,通称为音转。音转包括声转和韵转两个方面。清人言音转者,当首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在其代表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简称“王氏四种”)四部著作中,不但提出了许多精湛的音转理论,而且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先秦两汉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同义复用：语文教材编写不可忽视

同义复用,这在古书中颇为常见,古代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复语”或“重言”。顾炎武说：“古经亦有重言之者,《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日知录》卷二十四）,王念孙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的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见《读书杂志》卷三）,王引之《经义述闻》中说：     

王氏父子_因声求义_述评

有声语言一出现,就是音义结合体.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然而古人对这个音义同源的道理长期缺乏认识,往往在文字和概念之间划等号,以为概念是由意符决定的.到了汉代,人们才开始以声音为线索推求语源,但未建立起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直到清代,随着音韵、训诂研究的深入,对词的音义关系的认识方有了质的突破.戴震首倡“因声求义”理论及“音义互求”的原则,段玉裁、阮元、陈澧、郝懿行等为之继响,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其中之佼佼者.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说:“怀祖氏能以三者(形、音、义)互相求,以六者(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互相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王力先生将乾嘉时代的训诂称之为“训诂学上的革命”,“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以下所引均同).应当说,在推动语言学研究走向崭新历史阶段的重要转折中,王氏父子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的.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以下简称《疏证》《杂志》《述闻》《释词》,或总称为高邮王氏四种),是王氏父子校读经史书,探索古语词形音义关系的研究成果的记录.“以声音通训诂之本原”,是王氏撰著四书的意旨所在.“因声求义”“音义互求”贯     

论《经义述闻》的语义观--《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经义述闻》的语义观，反映了王引之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一、对词义的考辨，善于抓住本义特点．从形、音、义的网络中，寻绎出词义演变的脉络，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网络观；二、对词义的考辨，既有相关词语同步引申的共时的横向对比，又有词义交互感染引申的历时的纵向古今对比，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互染观；三、对词义的考辨，既注意古义，又注意今义，上下同义，古今并列，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平列观。     

论王引之《经义述闻》的学术贡献

王引之是清代段、王之学的中坚人物,《经义述闻》是其代表性著作之一。由于借助音韵学考证古书经义、辨正通假,发现前人诸多谬误。解释精审,切合义训,名重一时。后世学者多认为王引之目光如炬,见解独到、深刻,探幽显微,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兑

(一)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叔向贺贫》初中第六册) 课本注曰:“越,超过。”越,为“超越”,乃是常训;“使越于诸侯”句不作如是解。今案:《尔雅·释言》:“越,扬也。”郝懿行云:“《诗》‘对越在天’对越即对扬,犹云‘对扬王休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云:扬,越一声之转,故发扬之转为发越,飞扬     

高邮王氏父子通假研究与郭店楚简文献的比较

“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经传往往假借。学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论声转、破假借的理论．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其以声音通训诂的实践集中体现于其作《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中。若将其中的某些结论验之于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献资料，。其考据之缜密，论说之精确，不言自明。     

“苛政猛于虎” 的“政”

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有句:“苛政猛于虎”。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注:“苛政猛于虎也,苛酷的统治比老虎还要凶啊!”按:政,通“征”。此指赋税。这句出自《礼记·檀弓下》:“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关于“苛政”之“政”,清训诂学家王引之已早对此作了明确的解释,并成为不易之论。今抄录其中一部分于后,以作证明。王引之《经义述闻·礼记上》“无苛政”条说:“政,读曰征。     

《睡虎地秦墓竹简》通假字初探

古籍中存在着同音通假这种情况,这对阅读古籍,特别是先秦古籍,带来不少困难。王引之曾经引他父亲王念孙的话说:“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誳为病矣。”(见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所以对通假字进行研究很有必要。这不仅对阅读古书解决由通假所造成的困难有帮助,而且对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史研究都有帮助。     

“名列前茅”辨

茅,不少成语词典把它解释为“茅草”,如《汉语成语小词典》:“春秋时楚国以茅草作旌旗,行军时旌旗在前,故称‘前茅’。”(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也持此说。其依据是《左传·杜预注》:“时楚以茅为旌识”。似乎持之有据。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不准确的。清代学者王引之指出:“茅为草名,旌则旗章之属,二者绝不相涉。”(《经义述闻》卷二十     

“爰得我直”的“直”新解

《诗经·硕鼠》有“乐国乐国,爰得我直。”句,对其中“直”字,素无定解。现行教材亦存二说:一为公正的待遇,一为处所。前者是从“直同值”(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伸出来的,后者则由“直通职,职解作所”(王引之《经义述闻》)而来。其实,直和值,直和职,在先秦是不通假的。直字在《诗经》中凡十一见,有九处作不弯曲和正直解释,而“匪直也人”之“直”(定之方中),作副词“只,只是”理解。《说文》:“直,正见也。”《左传》:“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伸之义也。可见,直字在《诗经》     

《读书杂志》与训诂学习

<正> 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及其儿子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共四种,再加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世称“段王之学”,可见他们在小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段王都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学识渊博,于传注之外,凡音韵、文完、语法、词气等一切有用知识皆取之作为资料,所涉广博,故能颇多创见、推陈出新,成绩斐然。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我国语言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也为我们今天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读书杂志》读后

读书贵有所得,读书亦贵有所疑。有疑然后再有所得,则是更进一步亦更上层楼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就是这样善于读书而成就为有清一代的大学者的。《读书杂志》是王念孙博览群书后的心得体会语,实际上也是他科学的读书方法的收获。徐复教授的《后读书杂志》则是继承这一传统而又有所创新的,读之极能新人耳目、扩人心胸,而又能探明治学之道的。其书之精到处,拟从下列三方面论述之。     

《经义述闻》特殊音近材料与同族词系联

系联汉语同族词至少需要音近和义通两方面的证据,而音近如何判定,很难准确把握。二王经典著作《经义述闻》的音训材料中存在一部分较特殊的音近材料,对于系联汉语同族词判断音近有一定参考价值。今不揣浅陋,试讨论之。一.何为特殊音近材料为研究《述闻》的音近标准,我们全面收集了书中的音训材料千余条。选材原则如下：（一）二王所述均收,统称“王氏”;     

略论同义连文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利用价值

同义连文,是指古文中若干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并列连用的行文现象,是古汉语中一种普遍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古人对这一语言现象早已有所认识.清硕儒对此有专门的研究,著有不少专论,顾炎武称之为“重言”(见《日知录》卷二十四),高邮王氏父子叫它为“连语”、“经传平列两字上下同义”(见《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经义述闻·通说下》),德清俞樾在《古书疑义举列》中把它列为注家易误的情况之一来加以讨论(见《古书疑义举例》卷四“语词复用例”、卷七“两字一义而误解”),诸硕儒利用同义连文这一规律,研究古代汉语和古代文献,多有发明,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但是,建国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