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钱穆历史人物研究之异同

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都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叙述,但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却不尽相同。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梁启超较传统,钱穆较新潮;对历史中少数人作用的看法,梁启超体现着一种矛盾史观,钱穆则是一种英雄史观;对于研究历史人物作用的看法,梁启超强调了时势造英雄,而钱穆则强调了英雄造时势;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梁启超强调二者的平等地位,钱穆则强调文化对其他领域的主导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点问题,梁启超同等看待事业成功或失败的人物,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钱穆则更为看重失败不得志人物的作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     

论国家主义理论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通过对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介绍，接受了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新民思想也受到国家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新民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立论依据和主要内容看到这种影响。国家主义思想对于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固然是他政治上倒退的重要思想根源，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新民思想却对中国近代文化启蒙具有重要的价值。     

梁启超的政治文明论

政治文明论是梁启超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梁启超主张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政治文明包含政治合法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法制化等内容。同时，梁启超强调政治文明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国的国民素质相符合。     

论清末的法治概念

清末,随着西学东渐,“法治”这样一个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比较抽象的概念,被介绍到了中国。国人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对它进行着揭示,构筑着中国的法治概念。对于法治概念之含义的呈现与明确,既有从“以法治国”和“任人与任法”这些角度进行的详细描述,也有简明扼要的定义,即将法治定义为“以法治国”或用“法治”与“法治国”互训。对于法治概念的理解和揭示,一方面还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从传统的治道治术的思路出发,使用传统的政治话语来进行理解和揭示,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传人的西方政法文化的影响,与“文明国”、“专制国”、“立宪国”这样一些概念联系了起来。到辛亥革命前时,体现国人对于西方法治的认知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的法治概念基本建立了起来。     

浅论“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国家主义视“国家”为人类最高群体,坚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鼓吹个人为国家无条件奉献。这些观点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都有体现。它表现在政治伦理方面的“群己之辩”上,其内容不再是个人与普遍的“人类群”的关系,而是个人与“政治国家”的公私之辩。也表现在自由观上,其自由成为张扬团体（国家）自由,抑制个人自由与个性的国家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梁启超的个案折射了国家主义发生初期的思想环节,也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国家主义的内容。     

严复与梁启超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甲午战败后,以严复和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对学校公民课程的诞生进行了舆论层面的开拓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严复通过翻译国外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名著宣扬社会进化论和群学思想,梁启超则在政论文章中建构了国家主义与国民的概念.严复与梁启超宣扬国民教育的手段和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他们的公民教育思想都可归为“相对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则是其共同的思想内核.     

钱穆论政学关系

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以著名学者钱穆的著作为中心,考察钱穆对中国历代政学关系的看法。钱穆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一个社会自由教育的传统,历代政府对于民间私办教育多半采取优容态度。学术领导政治,更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特色;学人的统治,从汉代以来形成中国政治的独特格局。在政和学的密切联系中,"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君统",又是宋明以来儒者的主张。立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钱穆反对近代中国政府干预教育,呼吁应当给予教育独立自主的空间。钱穆的论述,显示出近代中国盛行一时的教育独立主张,不止是欧美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有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

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它源于中德历史的某种亲和性。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他们都以德意志国家主义为灵感的源泉。随着民主危机的深化,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右翼激进化的过程。德国式的国家主义与启蒙运动传播的西欧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紧张。同样,我们在中国国家主义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张力。     

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

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它源于中德历史的某种亲和性.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他们都以德意志国家主义为灵感的源泉.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右翼激进化的过程.德国式的国家主义与启蒙运动传播的西欧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紧张.同样,我们在中国国家主义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张力.     

浅析法治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事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出现母校败多胜少的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随着社会法制建设的推进,大学生维权意识与法治观念不断提高,受教育权越来越得到普遍关注;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教育法制的不成熟,并且在高校管理中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对于高校管理者,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管理工作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传承研究——以梁启超和姚名达为中心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期间,姚名达与导师梁启超往来密切且结下深厚情谊。一方面,初涉史学研究的姚名达受到梁启超治学方法的启发而初窥治学堂奥;另一方面,他在梁启超的影响下立志开展史学史研究,传承并发展梁启超的史学史思想。本研究主要分析姚名达对梁启超治学精神的传承。     

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

作为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梁启超重视文字阅读的普及,建立了“识字——阅读——理性”的逻辑关系;重视女性,肯定女性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方面的重要作用;还强调要培养幼童的廉耻观。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中国落后的儿童教育;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儿童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儿童教育的主张。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双重效应

中国传统价值观滋生于传统社会的土壤中,是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和自然地理环境长期积淀强化的结果:是封建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型自然经济,家、国同构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果的产物.传统价值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及其社会稳定,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束缚商品经济的生长发育,扼杀人的个性自由,阻碍社会向近代和现代转型,这与现代工业化、商业化的发展要求又是极不相适应的.     

大爱无疆 家国情怀——《梁启超家书校注本》阅读札记北大核心CSSCI

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氏九个子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几十年间,梁启超奔走国事、行踪无定,与孩子们的书信往来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和渠道。这些家书,一方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觉承接,有关立志、求学、做人、治事的种种教诲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将西方现代文明中先进的观念、思想融入其中,力求实践他培育20世纪“新民”的理想和实现“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世纪之梦。子女们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梁启超辛勤浇灌的深深印记。     

略论梁启超散文的艺术魅力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相当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方面,在一个时期内,这位时代的佼佼者以其非凡的功绩名噪一时;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潮流的急遽前进,他又一次、再次地扮演了逆潮流而动的角色,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唾弃;晚年,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又为后人留下了足资镜鉴的成果。梁启超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丰富性。历史本身慷慨地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梁启超的公民民族主义及其困境

梁启超新民说之要旨,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与公民精神的启蒙。其所倡言的公德、国家意识、权利、义务、自由、自治、合群、政治能力等,皆为中国文明所匮缺的公民身份之必备元素。对于梁来说,公民身份是民族认同的关键要素,它更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在梁的公民民族主义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进化论熔于一炉。其徘徊于卢梭民主主义与伯伦知理国家主义之间的理论矛盾,表征着一种后发展政治理论的深刻困境。     

论法治社会中的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自由在人的政治生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类自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法治社会中,政治自由居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要使政治自由转化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用法治予以保证。政治自由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个法治社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自由中的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自治和他治的关系,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政治自由的科学内涵,从而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自由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试析钱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哲学上最伟大的发现,马克思也因此荣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称号。但唯物史观自从上个世纪初引入中国,却一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博弈。作为上个世纪中叶从大陆远走港台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大家,钱穆一生都关注马克思;作为一位学通四部的史学大师,钱穆经常在论著中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解读;研究钱穆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可以提示后代学人务必要使"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缩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