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和三重差分的检验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否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至关重要。运用准自然实验研究法,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1）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运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三重差分方法剔除其他政策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仍能显著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包括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和低质量绿色技术创新。（2）进一步研究表明,宏观市场需求、中观行业竞争和微观企业内部控制等因素均能强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3）从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更加敏感;从资源禀赋来看,在资源禀赋短缺地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更显著。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碳市场试点与企业绿色转型：作用效果与机理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机制，但现有研究没有探讨碳市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从2013年开始的碳市场试点这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我国碳市场试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和机理。结果显示：碳市场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在两者之间没有发挥作用，但企业凭借成本转嫁能力化解绿色转型成本以塑造竞争优势；碳市场为企业关系管理提供了契机，但与管理政企关系相比，企业更倾向于借助碳排放权交易促进绿色转型进行社企关系管理；碳市场试点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的行业和地区溢出效应，也不受企业所有制、区域发展水平以及是否为碳市场重点关注的高耗能行业的影响。本文不仅深化了对我国碳市场作用效果和微观作用机理的认识，还为如何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参考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价值效应——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

以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抑制了长期价值;宏观层面上,随着碳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该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的促进作用增强,对长期价值的消极影响也得到缓解;微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短期、长期价值在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企业中均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给企业绿色价值提升提供思路.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碳交易机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

    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关于碳交易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分析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以2013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的估计方法,通过对比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省市相对于非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的变化情况,探究碳交易机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相对于非试点省市和试点省市的低污染行业,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比例。（2）相比于发明类绿色专利,该政策对绿色专利中的非发明类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3）相对于国有企业,该政策对试点省市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本文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增加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科研人才引进和提高科技研发支出、提高企业资产净利润率,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一定经验支持;为如何实现提质增效、更好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技术创新对我国西部制造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研究

利用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中的EBM模型,测算中国西部11个省市的制造业碳排放绩效,并通过建立面板Tobit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对我国西部制造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制造业碳排放绩效呈波动递减的趋势,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而规模效率偏低是其偏低的主要原因;对西部制造业来说,贸易开放度对其碳排放绩效的提高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技术创新对其碳排放绩效呈正向影响。认为政府应鼓励西部地区制造业对外开放,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西部地区制造业应加强技术创新,以实现经济低碳绿色发展的目标。     

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采矿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快绿色创新,是采矿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11—2021年采矿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代理成本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并未发生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公众环境关注度可以增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文中为采矿业企业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异质性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分析 ——基于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

关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以2013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线交易为关键时间点，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专利类型、规模和所在区域的异质性在其中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发明型绿色专利数量和专利整体质量提升，且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对大规模企业的促进效果优于小型企业。因此，为促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转型，政府需要灵活运用碳交易市场等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强化碳市场对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并依据不同对象异质性特征灵活制定相关政策。     

公众环境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被动实施绿色行为,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公众环境关注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利用熵值法从企业财务、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4个维度构建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性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在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逆向技术溢出、自主技术创新与中国碳排放强度

本文选取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各省逆向技术溢出强度与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过程中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逆向技术溢出会显著抑制本地碳排放强度,也会通过空间效应抑制周边地区的碳强度,且自主技术创新在其中充当中介变量,本地区母公司能对周边地区的绿色技术发展产生杠杆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逆向技术溢出对本地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受到东西部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影响;当投资东道国为“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时,逆向技术溢出依然能够抑制中国碳排放强度,但自主技术创新不再发挥中介效应;本文为推动中国经济低碳发展,早日实现碳中和任务提供了理论借鉴。     

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低碳试点是实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有利于低碳试点地区更好地推进低碳工作,而且对于低碳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但低碳试点政策能否实现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以第二批低碳试点政策为例,基于2012—2016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有效降低样本自选择及政策内生性等问题导致的处理效应偏差。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具有显著且持续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机制识别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主要是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实现碳强度的下降,且产业升级的效果有逐年增强的趋势,但通过城市绿地碳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碳排放的目标尚未实现。基于此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应进一步推广低碳试点政策,积极探索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提升宜居绿色的城市环境。     

碳交易如何影响绿色低碳发展？——基于多期DID与连续DID的经验研究

碳交易如何影响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指标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行实证检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评估碳交易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促进了试点地区绿色低碳发展,在经过安慰剂、PSM-DID、剔除用能权交易试点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碳交易实施对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绿色能源消费占比增加、高技术产业结构提升与技术进步是碳交易提高试点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主要机制。构建连续DID模型,研究碳交易规模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发现碳交易规模扩大对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碳交易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区域碳市场及全国统一碳市场的进一步扩容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绿色信贷对区域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持,对提升区域低碳技术创新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选取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考察绿色信贷对区域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我国低碳技术创新逐年呈现出正向空间相关性;绿色信贷对低碳技术创新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研发投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说明绿色信贷能通过提升研发投入来间接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发展。     

环境服务模式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背景下,节能环保业成为保障我国绿色发展、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力量。节能环保企业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我国生态环境的质量。本文基于需求基础观和互补性观点,以2010—2019年237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服务模式创新的经济效果,并探究了环境服务模式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共同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产品主导和客户主导的服务模式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且后者为企业创造的边际收益更高;整体解决方案模式会降低企业绩效表现;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服务化水平较低的模式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服务化水平较高的模式更敏感;此外,产品主导的服务模式与绿色技术创新可协同创造较大的互补性经济收益;整体解决方案模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联合部署带来的高成本会降低企业绩效。本研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服务模式创新文献的研究体系与研究内容,而且有利于帮助企业认识部署服务模式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为企业根植自身情境制定相关经营策略提供参考。     

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传导路径的双重异质性研究 ——基于642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准确识别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传导路径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前提。为此,需要理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的路径及路径上的关键因素;在所有可能的传导路径中,路径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是否具有同质性;不同特质企业在经济绩效传导的过程是否存在差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模型,并以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642家工业企业信息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传导路径及企业自身特质和绿色技术创新类型对传导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1)市场竞争力和环境绩效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向经济绩效转化的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后者而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不能直接产生经济绩效,仅能通过间接路径产生经济绩效;绿色工艺创新可以通过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向经济绩效进行传导,其中,直接路径的贡献比间接路径的贡献更大。(3)从绩效传导路径优化角度来看,改善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的环境绩效、提升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重要的着力点。(4)从企业内在特质的影响来看,大规模企业、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省份企业和建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更容易产生经济绩效。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城市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机理

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利用数字金融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本文在阐述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理论的基础上,运用2012—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方向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和提高了碳排放效率,在整体上改善了碳排放绩效,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改善了碳排放绩效。②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提升了碳排放效率。总体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通过这3种效应改善了碳排放绩效。③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在碳排放效率方面,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未来中国政府应加快发展数字金融,促进金融服务与现代数字技术结合,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