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开拓性的史观与史识——评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史学价值

范伯群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按照历史推进的线索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周期来建构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作者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雅俗融合的新市民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系统地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流变过程。作者指出知识精英作家是借鉴革新派，通俗文学作家是继承改良派，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萌芽与小说转型的任务主要是由通俗文学来承担的，并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张恨水小说创作以俗为雅的文学追求

文章基于对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创作的研究,主要从他的小说创作的文学追求方面着手,论述了他不把＂文以载道＂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而是注重其通俗消闲功能的同时注重文学的责任,以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深刻领悟在现代通俗小说中进行自我改良,真正做到了打通雅俗,以俗为雅的境界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美学价值

现代市民小说是以现代市民为描写对象,在评判标准上反映并且肯定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小说创作。随着市民概念的更新,市民小说内涵与外延的重组,一些习惯上认为是雅文学、精英文学的作品划入了市民文学阵营,而一些习惯上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作品却因其低俗性和小市民性被市民文学阵营清除出去。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呈现出显著的雅俗互渗与大众化追求特征,究其根本,是现代市民价值观在其背后的驱动力。     

雅俗合流:论90年代散文的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的出现与文化转型期的到来密切相关。理性散文与通俗散文并存,形成了雅俗合流的创作格局,共同促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与苍白。     

也谈"雅""俗"的对立与消解--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有关通俗文学论述的思考

作者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进行发生学考察，提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两个精神本质：市场与消闲。不满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闸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所遭受的新文学本位立场和意识形态制约，作者从通俗文学市场本质出发，指出市场最大化才是深刻影响通俗文学现代性发展和雅俗对立互渗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对中国通俗文学现代性进程和“雅”“俗”对立消解作新的说明。     

"俗"的内蕴与魅力——张爱玲小说的通俗性特征评析

中国现代小说从诞生时已经沿着两条道路行走，即形成了所谓“雅”、“俗”两种类别的小说模式。20世纪40年代，两条道路合流交叉的倾向日趋明显，张爱玲的小说成为雅俗合流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对其小说集《传奇》里通俗性特征进行分析，能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析张爱玲小说与五四新小说的关联

中国现代小说从诞生时已经沿着两条道路行走,即形成了所谓"雅"、"俗"两种类别的小说模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条道路合流交叉的倾向日趋明显,张爱玲的小说成为雅俗合流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本文通过分析其小说集《传奇》对五四新小说的若干元素的吸取、融会,欲辨析其间对雅文学承继与融合的种种表征,借此总结其创作经验,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提供借鉴。     

张爱玲与老舍的"通俗"趣味比较研究

本文认为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市井”色彩，老舍小说创作中的“京味”和幽默，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通俗”倾向。他们的这种倾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拨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低级“媚俗”之趋，而且也代表和展示着中国现代非通俗小说创作雅俗相化的两种基本方式——即在脱俗中通俗和在通俗中脱俗。     

论通俗文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自我革新

雅俗互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抗日战争期间,文艺界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雅俗合流,提供了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丰富经验。考察通俗文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自我革新,不仅有助于认识、评价特殊文学空间下通俗文学的发展状况,而且有助于从特殊到一般、获得对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建构的有益反思。     

从和谐复归和谐——雅俗文学的生成及其发展

文学雅俗对立的形成是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知识精英阶层打破了原初文学的和谐态,赋予雅文学中心地位,使文学主流走向成为围绕雅文学的创作与生成;进入文学生产的阶段,知识精英阶层的权威地位被打倒,“雅中心”的观念被解构,雅文学开始走下神龛;新时代语境下,雅俗文学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文学复归本真,“文化公众”的形成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     

新时期我国通俗文学盛行原因之我见

通俗文学是相对于雅文学而言的,它来自于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和话本小说;来自于民间的传奇故事;来自于西方的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惊险小说.通俗文学与雅文学在性质上的主要区别在于:“雅文学是人学,灵魂之学;俗文学属于故事学.”①雅文学以人物为情节的重心,而故事情节退居为次要位置,俗文学以情节作为作品的重心,以其曲折、离奇、紧张的悬念、快捷的节奏取悦于读者.     

雅俗兼融与通俗文学的文学品位

雅俗兼融是提高通俗文学品位的卓有成效的途径。雅俗兼融是使雅文学与俗文学相互融合而有机地合成一个新的品种。这种新品种的通俗文学，既吸收了高雅文学贴近现实、严肃思考、表现重大题材、手法技巧灵活多样、富于探索精神等长处，也吸收了通俗文学有着生动曲折复杂完整的故事情节、形成了相应的表现模式、竭力接近吸引读者等优点。雅俗兼融表现在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     

张恨水小说美学思想浅探

<正> 张恨水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创作颇丰的通俗小说家,而且他还提出了许多值得令人寻味的文学主张,表达了自己创作通俗小说的美学思想。探讨这位通俗文学巨匠的小说美学思想,对指导当前通俗文学的创作,丰富通俗文学理论,无疑是有裨益的。     

元曲雅俗论

被人们称为“通俗文学”的元曲,无论是从其题材、内容和人物方面来看,还是从其风格流派、语言特色来看,都是有雅有俗,雅俗兼备的,而不仅仅只是通俗。我们应该比较地、辩证地看待元曲中的雅和俗。与诗、词比较而言,元曲显然要通俗一些,但与诗、词依然有雅有俗一样,元曲也是既有俗又有雅的。在元曲中,散曲比杂剧更雅,杂剧比散曲更俗。在杂剧中,曲词比宾白更雅,宾白比曲词更俗。但无论是散曲或是杂剧,无论是曲词或是宾白,它们也都是有雅有俗的     

文学为人生与文学的娱乐性的统计－－评金庸武侠小说的求雅与随俗

中国现代小说雅俗分流、雅俗互渗，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通俗的，但作品反映了中国传统儒、释、道化的精髓、体现出小说创作“学人生”与“学的娱乐性”的统一。金庸先生武侠小说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已远远超过俗学的范畴，具有典型意义。     

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论《万象》的“通俗文学运动”

陈蝶衣将《万象》与“鸳鸯蝴蝶派”做区分是通俗文学合法性寻求的必然举措。“通俗文学运动”在通俗文学的定义、内容、形式、功能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建立了通俗文学的理论基础。长篇通俗小说、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以及女性作者的新文艺小说是《万象》“通俗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万象》对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反映了沦陷时期通俗文人的文学想象。经由此举,通俗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一定认同。     

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版图”--从鲁迅、张恨水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与民俗

五四现代作家对个体的审美观和主体意识的重视,凸显了现代风景叙事的主要特征。与传统小说中的由说话人所描述的风景叙事,平面式的故事情节所不同的是,个人的经验和实地的观察使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开创了一个具有深层结构的风景叙事模式。鲁迅和张恨水以对生活中的具体场景的描写来表现这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全貌,从而弥补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不足。二人的小说将景物叙写成功地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版图”,为后来的风景、风俗叙写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鲁迅和张恨水分别作为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位大家,其作品中对风景和民俗等的描写体现了严肃文学和俗文学在小说创作中的雅俗取向。雅俗的真正界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王朔小说创作模式的当下文学意义

王朔的小说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新的小说叙述模式,以迎合大众的“媚俗”性心理在社会上显示了它独特的价值,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小说样式之一,也为当代通俗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书写模式。尽管文学界和评论界对于“王朔现象”的评论褒贬不一,但王朔的创作对于当下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