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过度自信委托模式融通仓银行对3PL的激励契约

结合心理学相关知识,在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第三方物流3PL的过度自信行为,研究委托模式下银行对3PL的激励问题。在考虑过度自信时,给出了3PL分别对其能力和努力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均衡结果。研究发现,当考虑3PL过度自信行为时,银行给3PL的激励系数随着其过度自信系数的增加而增加,与3PL对能力过度自信相比,在给定情况下,对努力过度自信会增加更多的努力数量,且"过度自信"心理越强,增加的努力数量就越多。     

基于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的风险投资契约模型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把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和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建立了符合风险投资实际运作情况的契约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家存在一个最优监督分配比例,进一步分析了过度自信和监督努力这两个因素对风险投资参与者行为策略及代理成本的影响.理论研究分析表明,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和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均有助于刺激风险企业家提高其努力水平以及降低风险投资家的代理成本,从而增加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期望收入.研究结果为风险投资家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异质委托情景下过度自信众创空间动态激励契约设计

从众创空间受到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异质委托角度出发,考虑众创空间不同类型的过度自信表现,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风险投资机构及众创空间三方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Nash均衡契约,探讨异质委托情境下,众创空间不同过度自信特征对众创空间努力程度、过度自信成本以及对政府和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动态激励系数的影响机理。研究还发现,政府从众创空间社会任务产出中所获效用的弹性系数也将对众创空间决策、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向众创空间提供的动态激励系数产生影响。     

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报酬契约设计研究

研究了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形下过度自信的代理人的报酬契约设计问题,通过数理推导分析了过度自信对报酬契约设计的影响机制,包括对激励系数、努力水平、工资水平、代理成本、委托人次优期望效用的影响,并通过实验研究有效地验证了模型推导的结论。研究表明: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越高,要求的工资水平越高,风险分担系数越高,并且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委托人雇佣过度自信的代理人时不仅能增大委托人的次优期望效用,而且代理人本身得到的工资效用水平也是增加的,从而使代理成本有下降的趋势。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ERP系统实施中知识转移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有咨询方及软件公司参与的ERP实施中的主体及主体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就其对咨询公司和软件公司向主体进行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最后根据委托代理模型,探讨实施企业与咨询公司、ERP软件公司在知识转移上的博弈行为,并根据模型得出的结果给出主体企业在激励咨询公司和ERP软件公司转移知识时应着重考虑的因素.     

使用者介入重大工程创新的双重委托-代理激励机制

以生产型法人使用者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无使用者介入、使用者信息介入和使用者资本介入重大工程创新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使用者介入对项目公司、参建单位的激励作用,及其对政府、项目公司和参建单位创新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增益系数大于1时,使用者信息介入提高了项目公司的创新努力水平,但会抑制参建单位的创新努力;与信息介入相比,当增益系数大于1时,使用者资本介入对参建单位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但对项目公司的影响是复杂的,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对其起到激励作用。结合研究结论,从建立和完善与使用者之间就创新需求建立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审慎处理使用者、项目公司和参建单位的权责利和利益诉求,建立多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     

过度自信CEO项目价值预判能力、投资心理及薪酬契约研究

研究过度自信CEO项目价值预判能力对其投资心理的影响作用以及激励CEO主动承担项目的薪酬契约特点后发现:在预判结果与项目期望价值相同的条件下,当项目价值预判能力足够大时,CEO会认为进行投资能使公司获得收益;随着项目价值预判能力与过度自信水平的不断提高,激励CEO主动承担项目的高水平薪酬的最大值会不断提高,而其相对于中等水平薪酬的增量的最小值会不断降低.     

基于过度自信的知识型员工最优激励机制研究

在分析知识型员工特性的基础上,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讨论了两种过度自信(工作能力和掌握信息准确度)、风险规避度和产出不确定性几个变量对知识型员工的最优激励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最优激励强度与员工的两种过度自信正相关;与风险规避度和产出不确定性负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分别受到两种过度自信的影响。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算法治理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为进一步发挥算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外部性作用,解决存在的算法歧视、算法偏见、隐私侵害、数据泄露等负外部性问题。[研究方法]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总结归纳算法治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分析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机制,进而从对话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出解决之策。[研究结论]算法治理中存在官僚与企业、企业管理层与专家、企业和消费者、专家与算法、官僚与算法以及企业与算法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发现总体性体制,行政组织和官僚的政治、行政双重属性,企业的市场参与性和技术研发优势,技术专家的专业性,公众的素养限制性以及广泛沟通缺乏和算法自身复杂性以及自主运行造成信息不对称;各主体的经济人理性造成主体间利益冲突;生产力快速变化使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自我约束能力弱,导致敏捷治理能力弱。最后,提出了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加大对政府算法权力监管、健全算法公开制度、构建算法全主体监管体系、加大算法创新技术研发力度和建立完善算法使用机制的政策建议。     

装备采购中的联合基数动态确定法

信息非对称使得委托人无法正确了解代理人的实际生产能力,也难以判断其是否处于最佳的努力水平。借鉴目前国内外委托代理关系中主要采用的基数确定法,结合装备采购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联合基数动态确定法。该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装备重复生产过程中能够较好地解决装备采购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并提高装备采购效益。     

数字金融、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下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且数字金融是部分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组合结构与创新绩效研究

海外研发投资已经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后发跨国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以中国2009-2014年八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的负二项回归模型,从海外研发组合结构两个维度(广度和强度)检验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海外研发广度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海外研发强度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另外,还发现企业的吸收能力和海外投资经验在海外研发广度、强度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该研究结果可以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石油石化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112家石油石化上市公司2012-2016年数据为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三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二期达到最大值;研发人员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亦对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化研发管理、增加长期持续性研发投入和完善创新人才体系等建议。     

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分析师的乐观偏差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存在再融资行为,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3)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角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其R&D投入的影响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强度决定了其发展状况,而融通资金是研究开发的前提和保证.文章以我国100家高新技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企业资本存量与其后期的研发投入的相关性,最终得出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入强度不断增加与融资结构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结论.     

管理层能力提高了研发绩效吗？——基于内控视角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了内部控制、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研发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有能力的管理层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而提高了企业绩效，这在理论上验证了管理层能力对研发绩效的正向作用；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限制了有能力的管理层提高研发投入，表明太严格的内控不利于管理层能力发挥作用。因此，应当设置弹性内部控制制度，给予有能力的管理层相应的研发投入权力。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专业化经营

    研发投入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专业化经营？相关研究对此并未得到一致结论,且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特殊的转型经济背景。文章采用我国2008—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资源和制度视角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专业化经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市场化程度对研发投入和企业专业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实践价值在于考虑到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与发达国家行业领先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普遍处于技术水平较低阶段,作为追赶型企业,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不适合把技术转移到其他行业,应该专注于在本行业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重视研发的企业为了应对同行业竞争压力,更应该固守主业。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