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授权再制造政府补贴机制研究

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原始制造商为获得再制造带来的收益和降低再制造市场竞争优势,针对再制造会采取授权再制造模式。同时,政府为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和消费者购买再制造产品,对再制造商采取补贴策略。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下政府补贴对再制造影响,本文基于授权再制造构建两周期政府通过补贴参与下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纳什均衡最优解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表明:政府采取补贴时,再制造商为满足市场需求和获取更多的补贴,会努力回收废旧产品,使废旧产品回收数量大于政府不采取补贴时废旧产品回收数量,最终使废旧产品收率变大;政府补贴时,政府补贴可以弥补部分再制造商生产成本,这时,再制造商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来提高消费者购买再制造产品,进而增加再制造产品销售量,但是,原始制造可以通过授权再制造获得再制造带来收益,也即原始制造商可以通过授权再制造弥补新产品因市场竞争导致新产品收益减少,最终使原始制造商收益不仅没有变小,还大于市场上无再制造时收益;无论是再制造产品或新产品,其销售量增加都会使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增加,因此,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单位再制造对环境影响降低量,因为,当单位再制造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减少较低时,政府补贴会使两种产品对环境影响总和变大;政府补贴降低消费者购买再制造产品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得的剩余变大。     

基于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产品协调模型

对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竞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两周期及无限周期下闭环供应链产品协调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制造商各决策变量随产品可再造水平升降而变化的情况,以及不同形式政府支持对其最优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产品创新效率不高时,企业本身开发生态产品动力不足,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鼓励政策;变动新产品补贴使得制造商有动力提高产品可再造水平,但没有增加制造商参与再制造的积极性;再制造补贴虽然使制造商在产品可再造水平不是很高时开始再制造,但效果不及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认知度增加的影响。     

政府补贴下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

摘S要：考虑基于产品低碳度的消费者低碳偏好,运用变分不等式和均衡理论,构建政府补贴下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模型,随后采用修正投影算法,仿真分析了政府补贴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消费者低碳偏好均有助于促进企业回收再制造,但较低的政府补贴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较高的消费者低碳偏好增长了再制造产品对新产品的挤兑效应；政府补贴再制造产品消费者有可能导致制造商与消费者共享补贴,提升闭环供应链网络的经济绩效,但环境绩效降低；消费者低碳偏好较低时,网络及制造商经济绩效较高,但环境绩效较低,消费者低碳偏好较高时,网络及制造商可获得较高的环境效益,但需要以放弃部分经济效益为前提。     

考虑消费者异质需求的闭环供应链决策和契约优化——基于差别权重补贴视角

为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政府差别补贴政策,在考虑消费者对于新产品和再制造品不同接受度的基础上,建立差别权重补贴下考虑消费者异质需求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进而设计闭环供应链契约协调机制,对闭环供应链决策进行优化。最后,利用算例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差别权重补贴会形成再制造品对新产品的挤兑效应;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接受度的增加会促进再制造品需求量和闭环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增加;当闭环供应链契约比例系数0.5γ_10.75时,可使闭环供应链系统实现帕累托改进。     

政府补贴、企业创新和社会福利

考虑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及其对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的影响问题。纳入政府、创新企业和异质性消费者三个主体,构建政府分别补贴给企业和消费者以及无政补贴时的博弈模型并分析均衡结果。研究表明:当创新产品生产成本处于较低或者中等水平时政府才应当实施补贴,否则不要补贴,并且创新产品生产成本越低,最优补贴额度越高。政府补贴给企业或者消费者时,等效地扩大了创新产品的需求,改善了企业收益、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并且,当企业面对异质性消费者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的新产品创新起到积极影响。     

政府不同补贴模式下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

研究考虑政府不同补贴模式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问题,构建政府实施再制造补贴和回收补贴两种模式下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模型,分析政府不同补贴模式对新产品定价及废旧产品回收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再制造补贴及回收补贴均会促使制造商和零售商降低新产品价格、第三方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且有利于增加闭环供应链成员及系统整体的利润。较之再制造补贴,政府的回收补贴机制更有利于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当单位再制造收益大于单位回收收益时,回收补贴机制更有利于降低新产品零售价格、提高市场需求。无论政府实施何种补贴机制,制造商总能获得最多的渠道利润,而第三方的获利总是最少。     

基于政府补贴和产品差异的闭环供应链研究

考虑到人们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产品生命周期被大大地缩短了,导致了许多环境和资源上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组成的闭环供应链.针对制造商所生产的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2种具有差异性,分别考虑无政府补贴和政府补贴制造商的情况下,综合运用最优化理论和博弈理论求解和比较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系统成员的最优定价策略和收益状况,最终得出2种产品的最优模型和最优定价策略,然后再通过算例分析验证相关的性质.研究表明:在集中决策模式下,当政府对制造商进行补贴的情况下,再制造产品的需求量增大,新产品的需求量减少,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增大;在分散决策模式下,当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小时,有政府补贴情况下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需求量减少,制造商、零售商和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得到提升;当产品差异化过大时,制造商的利润小于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利润,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整体供应链和零售商的利润要大于政府不补贴的情况.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既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扶持幼稚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在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专利质量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绩效分析的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使用时对专利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政策均对专利质量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第二,补贴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阈值,在该阈值范围内时,税收优惠作用最佳;第三,同样,税收优惠也存在相应的阈值,当优惠超过该值时,更有利于显现政府补贴的作用,识别并充分利用该阈值,才能实现两种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     

再制造品环境税征收政策研究

虽然再制造品减少了对能源和材料的需求，但是生产和使用再制造品依然会带来环境问题，而且当其蚕食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导致环境效益变坏，因此是否应该对再制造品征税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为了更好的分析引入再制造品征税对供应链生产决策、环境、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分别构建了有无再制造征税情况下包含政府和制造商的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分析发现：对再制造品征税会导致政府可调控税收范围变小；低税收政策下引入再制造品征税可以促进制造商新产品生产销售行为，高税收政策下将阻碍制造商生产销售行为。引入再制造品征税后，高税收政策下制造商会出现经济效益变坏、环境效益变好的“一输一赢”局面，低税收政策下一定条件下会出现经济和环境效益都变坏的“双输”局面。所以，当制造商税收负担较低且消费者环保意识高于再制造品环境影响时，规制者不应当对再制造品征税。为了更好衡量立法有效性，政府应当平衡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以福利最大化为标准决定是否对再制造品进行征税，并确定最优税收水平。最后，通过算例分析给出了相关结论的验证，并获得了一些新的管理启示。     

专利税收激励政策动机的新解释:国际税收竞争

已有研究认为,政府推行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原因是希望减轻专利活动本身存在市场失灵,但上述解释未考虑国家间的税收政策差异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Tiebout理论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实行"用脚投票"。依据专利征税模型结果分析,缺乏税收激励的国家将丧失专利等流动税基的税收利益,而提供税收激励的国家将获得税收利益。由此展开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推行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     

基于企业态度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以企业的实际排污量、谎报量和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企业对环境保护持有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两种状态下,正向激励型和负向惩罚型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企业持消极态度时,实际排污量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负相关,并且当排污税率等于边际减排补贴时,达到最优排污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2)当企业持积极态度时,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正相关,并且当减排补贴收益等于不同政策下创新增加成本的差额、减排节约成本的差额与税收收益三者之和时,达到最优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     

再制造绿色供应链中企业决策与政府激励策略分析

为了探究再制造绿色供应链中企业的最优决策以及政府的最优激励策略,建立了由普通产品和绿色产品相结合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了该模型在多种情形下的最优均衡决策结果,对比了政府基于回收率补贴与回收量补贴这两种激励策略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生产商采用参与回收再制造策略将为绿色供应链中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政府实行基于回收率补贴的激励策略将更有效地提高产品回收效率。     

基于再造外部竞争的OEM阻止策略研究

构建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综合考虑OEM可能采取再制造、回收但不再制造、收取再售特许费这三种阻止策略下,探讨新产品、再制品的最优定价。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发现三种策略均能起到缓解外部竞争的作用。同时探讨不同再制品价值折扣和产品特性下的OEM策略选择。最后分析不同策略对再制造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提出引导OEM策略选择的建议。     

创新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评估

关注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激励政策时有关补贴对象的异质性问题和不同政策对各项创新产出的不同效果，基于2015—2018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统计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评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企业规模、行业类型、高企类别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不同规模、行业、类别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研发投入强度、财务能力、新产品收入等创新质量产出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两类政策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作用效果较强，对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资产回报率的作用效果较弱；财政补贴对入库培育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负向作用；税收优惠对电子信息与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负向作用。基于此，建议广东省通过继续实施财政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培育等创新激励政策，关注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需求、促进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优，打造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生态链等措施，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民营高技术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以2010-2018年民营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两种财政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两种财政激励政策对民营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税收优惠的促进作用更强.将企业生命周期作为调节变量,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影响,财政激励政策在企业成熟期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成长期更明显.     

基于VAR模型的高技术产业政策工具比较分析

运用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以及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专利制度三项主要政策工具,以1995—2014年数据建立VAR模型,探讨高技术企业整体、国有及国有控股高技术企业以及非国有高技术企业对不同政策工具的响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三种主要产业政策对不同类型高技术企业的作用效果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从长期来看,专利制度对所有高技术产业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都比较小,而政府补贴只对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不同产业政策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度也具有明显差异。     

补贴、税收优惠与小微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寻租理论的比较分析

创新是实现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推手,政府通过补贴与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并为扶持小微企业创新制定了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为系统研究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本文基于小微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补贴与税收优惠是否对小微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面效应,并结合寻租理论,讨论了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小微企业创新投入差异性影响的机制.实证结果发现,补贴与税收优惠显著激励了小微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然而补贴容易引发小微企业寻租,导致补贴对促进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不如税收优惠.同时,研究也发现,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微型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更强;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补贴对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减弱.     

政府支持路径对我国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不同政府支持路径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能够显著促进风电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且税收优惠促进效果优于政府补贴,而金融支持则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而金融支持的作用效果不受市场竞争程度影响。风电企业所在行业技术水平越高,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越好,但对金融支持作用效果影响并不显著。     

财政补贴、政策组合与资源型企业创新产出——基于创新产出异质性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资源型上市公司2013—2019年的观测数据,遵循创新动力—创新产出—创新价值的基本逻辑,研究财政补贴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和传统创新产出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1)财政补贴可以有效激励资源型企业创新产出,但激励效果主要是针对传统创新产出;(2)财政补贴与环境规制配合实施时,环境规制扮演"双刃剑"角色,既正向调节补贴对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同时又弱化了补贴对传统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而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没有发挥协同效应;(3)补贴激励下可以形成一定的创新驱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统创新成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驱动作用,但目前并未促进经济绩效与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上述结论为补贴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发挥创新政策"组合拳"作用、促进创新成果价值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政策与新产品开发规模和效率

分析了税收和开发成本补贴政策对企业新产品开发效率和规模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税收的存在会弱化企业努力投入激励并降低了新产品开发的期望收益,从而削弱新产品开发的效率并减少新产品开发的数量;而对新产品开发成本的直接补贴是激励中性的,它虽然无助于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效率,但可以有效促进新产品开发的规模.利用我国26个省市1995-2008年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