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下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

摘S要：考虑基于产品低碳度的消费者低碳偏好,运用变分不等式和均衡理论,构建政府补贴下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模型,随后采用修正投影算法,仿真分析了政府补贴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消费者低碳偏好均有助于促进企业回收再制造,但较低的政府补贴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较高的消费者低碳偏好增长了再制造产品对新产品的挤兑效应；政府补贴再制造产品消费者有可能导致制造商与消费者共享补贴,提升闭环供应链网络的经济绩效,但环境绩效降低；消费者低碳偏好较低时,网络及制造商经济绩效较高,但环境绩效较低,消费者低碳偏好较高时,网络及制造商可获得较高的环境效益,但需要以放弃部分经济效益为前提。     

政府财政干预对OEM厂商绿色再制造的影响

以原产品生产企业(OEM厂商)为研究对象,通过两期模型探讨政府财政干预对企业再制造战略的影响,重点比较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税收—补贴"联合政策对OEM厂商再制造的激励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向OEM厂商征收新产品回收处置税的措施尽管会抑制新产品销量,但同时也抑制了再制造产品销量,因此难以达到扩大再制造的预期目的。与税收政策相比,补贴政策和"税收—补贴"联合政策具有正向引导作用,但两类政策的激励效果受到消费者认可度的影响。当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可度高时,适合采取"税收—补贴"联合政策;当消费者认可度低时,则仅适合采用补贴政策。     

基于授权再制造政府补贴机制研究

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原始制造商为获得再制造带来的收益和降低再制造市场竞争优势,针对再制造会采取授权再制造模式。同时,政府为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和消费者购买再制造产品,对再制造商采取补贴策略。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下政府补贴对再制造影响,本文基于授权再制造构建两周期政府通过补贴参与下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纳什均衡最优解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表明:政府采取补贴时,再制造商为满足市场需求和获取更多的补贴,会努力回收废旧产品,使废旧产品回收数量大于政府不采取补贴时废旧产品回收数量,最终使废旧产品收率变大;政府补贴时,政府补贴可以弥补部分再制造商生产成本,这时,再制造商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来提高消费者购买再制造产品,进而增加再制造产品销售量,但是,原始制造可以通过授权再制造获得再制造带来收益,也即原始制造商可以通过授权再制造弥补新产品因市场竞争导致新产品收益减少,最终使原始制造商收益不仅没有变小,还大于市场上无再制造时收益;无论是再制造产品或新产品,其销售量增加都会使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增加,因此,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单位再制造对环境影响降低量,因为,当单位再制造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减少较低时,政府补贴会使两种产品对环境影响总和变大;政府补贴降低消费者购买再制造产品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得的剩余变大。     

公共政策对企业创新支持的绩效——基于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比较分析

政府公共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公共政策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一直不乏“促进论”和“抑制论”的争论。现有文献还缺乏系统研究对此进行甄别。本文认为,政府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励具有差异性,从而无法简单归入“促进论”或“抑制论”。本文以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26326家规模以上内资企业、2970家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3625家外资企业分析对象,通过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政府对内资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这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2）税收优惠政策对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这是“促进论”中成本效应发挥的重要结果;（3）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研发强度与政府直接补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抑制论”中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使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了负面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以对内外资企业都统一的公平的税收优惠为主而减少直接补贴的使用;在利用直接补贴对企业研发提供支持时,应以对内资企业补贴为主,减少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直接补贴。     

专利税收激励政策动机的新解释:国际税收竞争

已有研究认为,政府推行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原因是希望减轻专利活动本身存在市场失灵,但上述解释未考虑国家间的税收政策差异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Tiebout理论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实行"用脚投票"。依据专利征税模型结果分析,缺乏税收激励的国家将丧失专利等流动税基的税收利益,而提供税收激励的国家将获得税收利益。由此展开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推行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     

碳税政策对考虑消费者偏好的闭环供应链影响

在考虑新品与再创造品差异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基础上,建立了碳税约束下制造商负责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分散决策模型和联合决策模型。运用二层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最优化求解和数值仿真,分析碳税政策和消费者偏好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并对分散决策模型和联合决策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碳税政策有利于企业减少碳排放,但以降低供应链的利润为代价,随着碳税率的升高,回收率先减后增,再制造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品产量减少;联合决策模型在各方面都优于分散决策模型;消费者对再制造品偏好的提高不仅能提高环境效益更具有经济效益,对供应链的影响呈指数化趋势。     

以旧换再补贴对双渠道销售闭环供应链的影响

本文以政府补贴消费者的再造品购买行为为切入点,对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展开了研究。基于政府"以旧换再"补贴政策,分别构建了有、无政府补贴下新产品和再造品具不同销售渠道的闭环供应链模型,进而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政府"以旧换再"补贴对闭环供应链的决策、系统各成员的利润以及总利润的影响问题。研究表明:(1)与无政府补贴相比,有政府补贴下单个"以旧换再"消费者、"以旧换再"消费者群体、制造商、闭环供应链系统及环境效益均受益于政府"以旧换再"补贴;单个初始消费者、初始消费者群体和零售商均受损于政府"以旧换再"补贴。(2)政府"以旧换再"补贴政策能有效促进再造品的销售和废旧品的回收,扩大再造品的市场份额,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和政策目标,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3)制造商和零售商博弈能力影响双渠道销售闭环供应链的稳定性及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因此设置合理的"以旧换再"补贴比例并出台相应政策来弥补初始消费者和零售商的效益损失是政府和制造商均应关注的重点。最后采用算例仿真分析的方法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结论的正确性。     

基于EPR制度的政府与制造商博弈

以检查频率和废旧品回收率作为政府和制造商的博弈策略,引入环境损失系数和激励系数改进得益函数。根据决策的先后顺序,建立同步决策的博弈机制、政府决策在先的博弈机制、制造商决策在先的博弈机制,研究了不同环境损失系数和激励系数下,三种博弈机制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研究表明:政府公信力和企业诚信是博弈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决策自由度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政府应当依据环境损失系数,调整激励系数,实现"双赢"。     

基于演化博弈的再制造策略选择动态分析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动态博弈模型,分别研究未引入质保机制和引入质保机制下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决策选择和影响因素。根据制造商和经销商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两者行为的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引入质保机制时,再制造主体进行再制造博弈时,制造商和经销商有可能会陷入决策的囚徒困境,从而无法实现生产的最优决策,当引入质保这样一个机制,经销商和制造商可以根据质保的调整进行决策的优化,最终实现生产决策的双重帕累托最优。     

从知识遮蔽到认知民主：环境风险治理的知识生产

环境风险治理需要有效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传统环境治理建立在科学知识的根基上，依赖“技治主义”范式，通过“解难题”以寻求环境治理的确定性、可靠性。环境风险决策往往被技术专家所垄断，社会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被当成“非科学”“非理性”而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公众智慧被专家知识严重遮蔽了。当前，科学常常与风险非常大、事实难确定、价值存争议、高度复杂性、决策很紧迫的“棘手问题”相勾连。频繁的环境风险争端引发人们重新理解与反思科学，使人类社会迈入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已难以提供环境风险决策所需的安全保障与准确答案，传统环境风险治理遭遇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挑战。后常规科学视野下的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知识生产与应用新模式，重塑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倡导认知民主，主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它们正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性，要求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强调非职业化、情境性的知识价值，在赋予公民与专家以认知能力平等基础上谋求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通过“扩大的同行共同体”达成对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等问题的基本共识，为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治理奠定稳健、包容的知识基础。知识民主化既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新典范，又是科学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由此，知识也终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公器”。     

考虑CSR与质量努力的闭环供应链决策研究

为减少消费者对再造品质量水平的质疑,促进再造品销售,本文构建了有无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与制造商质量努力的四个闭环供应链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与逆向归纳法求出均衡解,通过对比、算例仿真各均衡结果探讨其对闭环供应链利润、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研究表明：（1）制造商质量努力能够扩大再造品的市场份额及产品的市场规模。一定范围内的质量努力能够使闭环供应链各方均获益。（2）零售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企业品牌形象,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使制造商、闭环供应链系统及社会福利获益。（3）一定范围内的质量努力能够缓解零售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损失,因此,制造商质量努力与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是可以改善再造品销售难问题的有效对策。     

基于再造品生命周期的逆向供应链决策研究

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再造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回收品和再造品的定价决策问题。逆向供应链决策模式被分为集中决策和回收商为领导者的分散决策、再制造商为领导者的分散决策三种模式。通过结果比较分析,整个生命周期内集中式供应链的回收量和系统总利润最高,生态效益最大。两种分散式供应链的优劣则决定于废旧品价格敏感程度与再造品价格敏感程度的大小对比。在同一供应链决策模式中,废旧品价格敏感程度小于再造品价格敏感程度时的回收量和总利润高于废旧品价格敏感程度,大于再造品价格敏感程度时的回收量和总利润。     

不确定需求及WTP差异下的再制造回收模式选择

在新产品及再制造产品的需求均为不确定的情形下,考虑了两种产品之间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差异性,分别建立了制造商回收、零售商回收及第三方回收三种不同回收模式下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模型,并给出求解的优化条件,然后利用数值仿真对三种回收模型进行了求解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制造商主导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中,第三方回收模式下制造商利润最高,制造商回收模式下新产品及再制造产品的零售价均最低,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及渠道总利润随再制造产品的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增加先减少后增加。     

基于再制造和顾客等待的差别定价模型研究

研究了一种基于再制造和顾客等待的差别定价模型,假设顾客对产品的估价是异质的,当顾客估价低于新产品价格时,可能购买再制造品。研究表明制造商的最优差别定价决策和利润受到再制造成本和顾客等待行为的影响,最后通过仿真算例说明所得的结论。     

网络拍卖和固定价格交易卖家收益的比较分析

首先比较了单物品交易下网络拍卖和固定价格卖家收益的差别,引入固定价格成交概率这一因素,说明了实证和理论研究中两种交易方式收益高低对比出现矛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卖家不同的风险态度如何影响网络拍卖和固定价格的选择。结论是当消费者数量较少时,网络拍卖更有益于风险规避的卖家,而固定价格交易则有利于风险偏好的卖家;但当消费者数量较多时,不论卖家的风险态度如何,网络拍卖都能给卖家带来更大的收益。最后,将分析拓展到多物品交易的情况,假设不同时期市场中存在消费者的进入与退出,此时初始消费者的数目对于固定价格卖家收益的影响更大,而每期新进入的消费者数目则会更多地影响拍卖卖家收益。结论是只有当消费者人数很多时固定价格卖家收益才有可能超过拍卖,否则依然是网络拍卖占有优势。交易商品数量越多,拍卖的收益优势就越明显。     

市场细分和专利保护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博弈策略研究

考虑人们对再制造产品的偏好及市场中存在的专利模式,在细分普通消费者与绿色消费者的基础上,探讨不同专利模式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最优博弈策略,并结合数值算例分析模型中关键参数(绿色消费者比例、普通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接受程度)对均衡解及渠道成员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从环境绩效和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分析,固定费用专利许可模式下的闭环供应链最优;从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角度分析,使用何种专利许可模式或定价策略取决于不同的条件。     

政府补贴对废旧电子产品双回收渠道价格竞争的引导作用研究

研究政府补贴对废旧电子产品正规和非正规回收渠道价格竞争的引导问题,即政府给予正规回收商补贴鼓励其回收废旧产品,建立了正规和非正规回收商并存的双回收渠道竞争模型。研究表明：随着补贴的增加,正规回收商的回收量增加,非正规回收商的回收量减少,但两者回收量之和增加;随着补贴的增加,两者的回收价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回收品在不同质量区间内,当非正规回收商与正规回收商处理废旧产品获得的单位利润之差小于政府补贴时,正规回收商的回收价较高,否则相反;补贴越高,正规回收商的利润越多,非正规回收商的利润越少;补贴能引导正规回收渠道并抑制非正规回收渠道,且非正规回收渠道的存在使政府补贴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最优减排研发补贴研究

通过两阶段博弈模型构建,文章研究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分析了减排研发补贴政策对污染物减排、企业利润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减排研发补贴与排污税政策搭配使用的效果。结论表明:首先,当排污权的市场交易价格小于某一阈值时,政府应对企业的减排研发进行适当补贴;当交易价格等于或超过该阈值时,政府不提供补贴或对企业的减排研发进行征税。其次,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减排研发补贴政策具有较好的减排效果,并且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水平。最后,政府选择合适的排污税与研发补贴搭配使用不仅能激活排污权交易市场,还能使得研发补贴政策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效果最优,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有偏演进的福利效应

突破传统经济学的中性技术进步假设,基于2000-2016年粮食产量、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等相关数据,采用技术进步福利效应模型从分配效应与产量效应视角实证分析粮食生产技术有偏演进的福利效应,探讨技术有偏演进---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农户福利变动这一链条的作用机制,试图揭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有偏演进对不同主体福利变动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有偏演进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从2000年的658.77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2243.25亿元,但这种改善随时间推移达到拐点后呈逐渐递减趋势。经济剩余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以及采用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具有非均衡性,消费者与采用生化型技术的生产者获得了绝大多数剩余,采用机械型技术的生产者是遭受福利损失的主体。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差异使得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有偏演进对三大主粮福利分配的影响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