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同构与集体理性：“双减”政策的价值分析——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

“双减”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欲减反增”“教育焦虑”等执行性问题,因此,厘清政策执行的逻辑以及制度的价值成为现实需要。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理论视角构建政策分析框架,从制度同构的形成与集体理性的选择两个层面阐释“双减”政策的生成逻辑与价值,是一种正确的认知。在制度同构层面,通过历史背景、制度趋同与现实路径等三个维度厘清其作为当代教育的必由之路;在集体理性层面,通过管制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等三个维度分析“双减”政策最终的价值旨归是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消费社会中的丰盛与贫困断裂——一种现代的视角

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与影响下,消费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物品控制了消费大众,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对物的迷恋与追求的狂潮。然而消费社会中也存在物质丰盛中的精神贫困、物质匮乏者的双重贫困和物质无限追求下的人类贫困等现象。反思和应对消费社会中的丰盛与贫困断裂,需要从制度层面保障物质匮乏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宣扬物质与精神同重的消费文化。     

穷人地理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穷人地理学是研究穷人及其贫困问题与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科学.它不但从地理学视角关注"穷人"的"穷"和"人",而且更强调人地关系研究.不平衡发展理论、发展极理论、点轴理论、社会贫困空间理论、人口迁移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等不但丰富了贫困理论和地理学理论,而且促进了穷人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实践加速了穷人地理学的发展.     

相对贫困治理中文化扶贫的国际借鉴与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消灭了绝对贫困,对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文化帮扶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普遍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区域振兴的文化经济发展策略、赋能导向的弱势群体项目支持、广泛动员的社会力量整合机制、刚性约束的项目实施保障体系等实践维度。由于存在西方福利国家理论指导文化扶贫实践的理论缺陷,资本逻辑减贫体系应对文化贫困的制度缺陷,现行国家治理体系整合文化帮扶合力的体制缺陷,西方国家文化帮扶质量和效能被大打折扣。结合新发展阶段的实际,文化帮扶要从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突出文化帮扶的基础地位、强化帮扶机制的融合创新、引导社会力量的深度介入、重视文化扶贫的制度建设等方面着力,走出一条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中国特色文化帮扶模式。     

文化视角下中美两国大学社会责任的比较

文化是大学承担社会责任不可忽视的因素和动力.大学社会责任的确立与履行,不应疏远文化,反而更应该融入其中.从文化视角来理解中美两国大学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的差异,并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两个层面和多种维度对中美两国大学的社会责任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这将有助于我国大学在未来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重视“文化的力量”,当这种促进大学社会责任的新文化能够真正贯穿于大学的政策、制度、理念乃至组织上下的时候,大学的社会责任才会实现.     

反贫困与社会公共政策--制定防止贫困的政策

贫困是人类社会始终未能解决的祸害。有史以来,社会就把人类分化为少数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这种分化在传统上作为精英与大众之间一种天然的差异而被合法化。现在仍有许多学者相信,贫困要么产生于先天能力的差别,要么产生于勤劳的程度。无论何种情形,他们都把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个体。按照他们的逻辑,穷人就应该受穷。他们责备的是受害者。我的观点截然不同:人们在财富上的差异,有些可以由个体的差别得到解释,但是可能有80 %的差异是由社会因素或结构因素所造成的。只要个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具有同等的能力、承受一样多的风险而获得不同的回报…     

解决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问题的基本路径

制度与伦理是社会问题治理的基本路径,要从根本上解决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问题,需要从制度与伦理的双重维度上探讨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的应对路径。在制度设计上,要建构资助政策的多元化与立体化;同时,还需要伦理德性上的关怀。制度与伦理是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摆脱贫困的基本路径,为高职院校贫困生"脱贫"提供"双轮"驱动。     

安全经济学: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文化逻辑

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构成了农民工行为分析的主要逻辑。但是,我国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解释范式之上,而对农民工自身的文化逻辑分析相对不足。通过对既有小农行动逻辑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遵照"安全第一"与理性选择原则,建构起了一种生存层面安全、经济技术层面安全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安全三者统一的安全经济学。这为地方政府制度建构与制度过密化防范提供了切入点。     

从课程的视角，寻找教育价值的一致性指向

党的十八大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了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个层级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重要特征是体现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内在价值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指在不同维度对标准、规范、制度、精神、理想以及信念等稳定价值观的设计层级和逻辑递进。这样的战略任务,直接影响学校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学校课程的责任,不仅要对这一致性有充分的理解与解释,还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课程形态,实现这样的要求。     

现行户籍制度:穷人的枷锁

目前,人力资本是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性制约变量,而相对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积累来说,劳动力迁移和流动能够迅速提高穷人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但是现行户籍制度对农民具有社会控制功能,尤其是在以户口划分为基础,并与户口身份相结合的城乡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制度体系安排下,使得户籍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穷人的迁移成本和迁移风险,从而使他们很难摆脱贫困的命运。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女性贫困问题

社会资本的缺失是造成女性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我国贫困女性的社会资本的特点是社会网络规模相对狭小、社会网络差异小、社会资本存量匮乏、初始位置低。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对贫困女性的反贫困治理需从三方面着手,即：提高贫困女性的社会地位;扩大贫困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加贫困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西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研究——基于协同合作的视角

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优势突出,职业教育发展后劲充足、前景广阔。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协同合作助力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国家层面上需完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制度、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经费管理制度,鼓励发展西南民族特色职业教育,搭建东、中、西部职业院校对口支援互助平台;地方政府层面上要发掘产业特色,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招商引资,提升贫困人口整体素质;职业院校层面上完善职业院校教学科研创新制度,构建职业院校定向教育扶贫体系,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学历职业教育与非学历职业技术培训相结合。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发生转型,出现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贫困治理需要围绕"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治理重心,以"攻心"为上,克服贫困治理碎片化、重塑整体性治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摒弃运动式治理、建立制度性治理体系,实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轮驱动,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出台"贫困治理法",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掘贫困者内在的正能量,克服"穷人心态",扩展相对贫困者"带宽",矫正个体失灵,消除代际贫困,实现贫困的最优化治理。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城市贫困空间问题研究——以大连市低保家庭为例

本文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基础,以大连市低保家庭为例,从城市的贫困空间研究着手,就大连市低保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个体生存状况,以及受到的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关系和市场等方面的排斥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城市贫困的政策建议。     

扶贫攻坚中的思想脱贫问题及其破解对策

我国的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期,扶贫攻坚的思想脱贫问题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物质匮乏问题同样重要。文章从调研湖南省慈利县贫困人口的思想问题入手,总结导致该地区贫困的几种典型脱贫思想观念及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思想脱贫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文章结合慈利县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从思想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前提,再结合新时期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教育理念以及构建全面性地政治教育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慈利地区贫困人口思想脱贫的破解对策。     

贫困地区发展落后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贫困地区的落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贫困地区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地域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贫困3种类型.贫困地区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恶劣;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精神贫困严重;市场竞争致使贫困地区边缘化;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设施等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差.实现贫困地区率先发展的主要对策是加大投入力度,促进贫困区域整体发展;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投入机制;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当地的特色经济;建立开发式扶贫为主、救济和农村社保相结合的多层次扶贫体系等.     

Duration and developmental timing of poverty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birth through third grade

Relations of duration and developmental timing of poverty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from birth to age 9 were examined by comparing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ho were never poor, poor only during the child's infancy (0–3 years of age), poor only after infancy (4–9 years of age), and chronically poor. Chronically poor families provided lower quality childrearing environments, and children in these families showed lower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more behavior problems than did other children. Any experience of poverty was associated with less favorable family situations and child outcomes than never being poor. Being poor later tended to be more detrimental than early poverty. Mediational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poverty was linked to child outcomes in part through less positive parenting.     

经济贫困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影响：性别的调节效应

采用2×2的两因素实验设计及双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以性别为调节变量,研究经济贫困与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关系,并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58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①经济贫困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整体水平无显著影响,且性别的调节效应也不显著;②经济贫困对大学生的客观支持水平有显著影响,且性别的调节效应显著,即男贫困大学生的客观支持水平显著高于男非贫困大学生、女贫困大学生;③经济贫困对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无显著影响,且性别的调节效应也不显著;④经济贫困对大学生的支持利用度有显著影响,但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即女大学生的支持利用度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思考

贫困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贫困有狭义和广义、绝对和相对两种理解。中国的贫困区域和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村贫困具有不同于城市贫困的明显的特征，它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解决或消除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要综合考虑，从多种路径着手。     

The poverty trap of education: Education–poverty connections in Western China

Traditional studies of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focus either on the benefits of education for lifting the poor out of poverty, or on the vicious circle created when poor cannot afford education. This paper adds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by also focusing on the poverty trap that is created for families that invest heavily in education without obtaining returns. It offers another perspective on the new education–poverty trap, with the burden of educational costs as cause of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for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Data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shows that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far beyond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affordability. Chinese households face a dilemma: borrowing money to educate a child or avoiding debt but foregoing education and mobility. While already acknowledged as a major social problem in China, the new poverty–education connection has so far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