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适应动态环境变化、重塑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然而,既有研究侧重于从外部环境和制度压力视角强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较少关注组织内部变革力量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创业导向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缺乏应有的探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能够有效解构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数字化战略选择迥异的内因。因此,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从战略选择理论探讨了创业导向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基于战略决策情境视角进一步分析组织内部资源(冗余资源和政治资本)与经营环境(业绩期望落差)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创业导向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内生驱动因素;(2)非沉淀性冗余资源会增强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反,沉淀性冗余资源会削弱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3)政治关联能够获得未来潜在资源的依靠,强化了创业导向驱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效果;(4)业绩期望落差(历史业绩期望落差和行业业绩期望落差)会弱化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从创业导向的视角透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     

中国“隐形冠军”企业产业多元化战略的形成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与国外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聚焦”的发展战略不同，近一半的中国隐形冠军企业选择“多元化”突破发展瓶颈。已有多元化战略影响因素研究大多考虑某单一或多个要素，尚未深入探讨各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因此，基于21家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数据，采用fsQCA方法，结合“隐形冠军”及多元化战略研究，探究“供给侧—需求侧—外部环境”前因条件对中国隐形冠军企业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隐形冠军企业产业内多元化分为需求侧协同型、关系驱动型和技术驱动型3种模式；产业间多元化分为能力驱动型、混合驱动型和环境驱动型3种模式。其中，需求侧驱动为产业内多元化提供内生动力，外部环境是产业间多元化的重要推动力，企业核心能力以不同形式对两类产业多元化起到显著驱动效应。本文基于组态观的整体视角，检验和拓展了中国情境下隐形冠军企业多元化发展路径，对于克服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天花板”，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和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三审合一”改革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采用文本挖掘方式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变量,以“三审合一”改革作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刻画,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其他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后依然成立;增加创新研发的“研发效应”、提升人力资本的“人才效应”以及活跃技术交易的“市场效应”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此外,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升级迭代。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

关注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双元问题，同时突破传统净效应和单案例研究的局限，以及拓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边界，结合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实背景，运用组织双元理论，从结构双元、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3个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和文献梳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水平、企业家精神、创新资源、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都不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实现高双元能力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专精特新”企业提升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3种（共4条关键路径）：创新资源主导型、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其中创新资源均为核心条件、具有普适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均为非核心条件；（3）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4种（共5条关键路径），均包含创新资源缺失。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多层面分析自身现实基础，选取不同的等效组态路径提升双元能力，同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     

数字化创新、企业家精神与制造企业绿色发展

在“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下,制造企业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制造企业2013-2020年的观测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和词频统计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创新,并从经济利润、社会价值、环境效益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标体系。研究数字化创新对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有效的数字化创新强度阈值、企业家精神和财税政策对数字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支撑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数字化创新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发展,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效应,数字化创新对绿色发展的驱动效应主要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数字化创新强度对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的门限效应显著,数字化创新强度超过141.707时,才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发展,否则要么数字化创新效果不显著,要么数字化创新反而抑制企业绿色发展。(3)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环保精神对数字化创新驱动企业绿色发展的支撑效应显著,但企业家社会责任精神弱化了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4)税收优惠负向调节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绿色发展的驱动效果,但财政补贴...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构建数字战略导向、组织文化和资源禀赋三个核心组织驱动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创新平台数字化/创新业务数字化）影响的概念模型,并以国内109家符合条件的制造企业为样本开展实证检验,以探究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组织条件。结果表明：（1）数字战略导向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都有直接正向影响;（2）组织文化仅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数字化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而对业务数字化无直接影响,它通过数字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新业务数字化;（3）资源禀赋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均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数字战略导向和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     

负责任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负责任创新和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在实践中已逐步显现,但从理论上对负责任创新嵌入的动因、负责任创新与动态能力相互的影响机制以及对企业绿色转型升级路径的探讨仍然较少。本文以我国四家能源企业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的程序与方法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负责任创新嵌入能源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动因,是基于企业所受到的内部资源与发展压力和外部环境与竞争压力所致,但以制度响应嵌入外部压力为主要驱动力;负责任创新与企业动态能力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动态提升过程,二者动态提升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是通过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所引领的两条主要路径实现的。同时,本文提出了负责任创新与动态能力协同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压力-行为/能力-绩效”理论模型。研究结论和理论模型有助于我国大型能源企业通过提高负责任创新和动态能力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数字化能否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基于资源视角

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提升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资源视角,以2015-2020年7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创新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相对而言,更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2)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资源投入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相较于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有政治关联、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推进数字化更能实现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4)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正向影响尚不显著,但绿色创新质量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间传导作用。     

数字化导向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关系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创新。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变革准备理论,引入了数字化组织准备作为中介传导机制和数字化能力作为调节作用机制,构建了数字化导向对数字化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通过回收的336份有效问卷对文中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对数字化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组织准备在数字化导向和数字化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化组织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数字化组织准备在数字化导向与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能力越强,则数字化组织准备的中介效应越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的信息化、数智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制造企业如何形成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CEO威胁认知与数字化支持行为的视角

现有研究强调了企业大数据能力的作用，但缺乏探讨其如何形成以赋能产品创新绩效。依据“三参照点”与动态能力理论，遵循“CEO认知—CEO行为—企业能力—绩效结果”的分析思路，利用关键威胁与绩效衰退威胁认知分别代表“失败”与“损失”决策功能区，比较分析了两种不同程度的威胁认知通过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形成制造企业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的机制差异。利用华南地区两时点调查的311家制造企业问卷数据，采用PLS-SEM工具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如下。关键威胁认知（失败）通过提升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形成制造企业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而绩效衰退威胁认知（损失）的链式中介效应未得到支持，但能够提升关键威胁认知，进而促进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形成制造企业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跨群组比较分析表明，产业类型和企业规模会对以上发现产生不同影响。研究结论加深了威胁认知与战略行为关系存在异质性结果的认知，能够为制造企业形成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提供重要启示。     

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全球制造业企业正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严峻压力，绿色创新已成为其实现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307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所有制和绿色培训水平下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深入揭示新兴经济体制造业企业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表明，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在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造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绿色培训正向调节绿色产品创新在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深化了绿色转型时代背景下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引导制造业企业积极实施绿色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     

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中国的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态势广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企业战略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数字企业的161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探索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产权性质正向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企业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明晰数字创新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提升我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数字化——双元创新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转型中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数字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新链数字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元创新行为（探索式与利用式）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且边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非正规竞争与企业寻租会抑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的正向关系。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强化创新数字化最终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本研究为转型中国家审视创新数字化的驱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为企业以及政府推动创新数字化提供管理与政策启示。     

创新驱动因素、服务创新与非财务绩效：中国情境下搜寻战略和组合效应的检验

本文根据服务创新理论,探讨创新驱动因素、服务创新与非财务绩效之间的内在机理、驱动力搜寻战略对服务创新的影响以及创新类型组合效应对非财务绩效的影响,采用我国旅游企业调查问卷进行了验证.主要结论有：新技术推动和企业家精神等内部资源导向的创新驱动因素对服务创新影响最大;服务创新与非财务绩效呈倒U形关系,服务创新与顾客认知体验应该相匹配,过于超前的服务创新对绩效有负面作用;驱动力搜寻战略的广度和深度能够有效促进服务创新;创新类型组合效应未能显著提升非财务绩效.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服务创新的内在关系,指导服务企业创新实践,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价值研究

将环境问题置于战略层面的高度考虑在企业环境管理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当前关注绿色创新战略实施积极作用的权变性的文献十分有限。本文整合Hart(1995)的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及Teece(1986)的互补性资产理论,实证检验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揭示绿色创新战略提升企业价值所需的内部关键能力与资源(创新能力和组织冗余)及其作用机制。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收集江苏省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库绿色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现阶段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与价值呈显著负相关;(2)创新能力对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3)冗余资源中,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沉淀性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进一步的三项交互(Three-way Interaction)分析表明企业的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较充足时,能够增强创新能力对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该研究结论深化、拓展了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践行绿色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本文以200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与绿色创新内容区分了节能型与环保型两种绿色创新模式,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这种作用主要源于数字底层技术的运用。数字绿色研发投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均能调节企业的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策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制造业等对绿色改造需求较大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更大程度地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实践层面对我国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数字创新、战略柔性与企业智能化转型——考虑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效应

利用数字创新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已成为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新动能。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创新水平,并提出数字创新如何通过影响战略柔性进而作用于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智能化转型,并通过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正向影响企业智能化转型程度。同时,考察环境复杂性对数字创新与企业智能化转型关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发现企业所处环境复杂性越高,数字创新对智能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环境-创新-战略”三轮驱动下的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黑箱”,也为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与政策启示。     

创新型企业的形成:基于网络能力与战略创新导向影响的研究

以企业网络能力禀赋对创新型企业的影响为切入点,在证明网络能力四个维度:愿景能力、构建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和关系控制能力对创新型企业存在显著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企业战略的创新导向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扰动作用,并应用调研数据对这种作用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战略的创新导向在网络能力与创新型企业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高的战略创新导向会增强网络能力对创新型企业的正向作用;而低的战略创新导向则会弱化网络能力对创新型企业的正向作用,甚至可能使这种作用的方向发生逆转。这表明企业在战略层面强化创新导向,引导资源向创新活动集聚,促进组织内崇尚创新的氛围的形成,才有利于网络能力禀赋与战略的匹配,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