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战略走向与完善路径

建设体育强国需要强大的法治保障、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需要法治规范引导、全面依法治国应补齐体育法治短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战略背景。体育法治要服务于体育发展战略大局、体育法治要为体育深化改革保驾护航、体育法治要与体育政策良性互动、体育法治要融入体育治理过程指引了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战略走向。在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社会团体、体育产业等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领域,对法治的需求日益强烈,亟待补齐当前体育法治发展的短板。由此,应充分利用当前《体育法》修改契机,在外部充分接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内部充分完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完善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撑。     

体育司法何以促进立法完善——兼论《体育法(修订草案)》相关条款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体育司法实践可以检视体育立法的不足并促进法律的修订和完善。通过对近十年217份体育司法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体育司法判例呈现数量逐年递增、涉案范围广泛、法条援引集中和法条适用不均衡等特点,在体育司法实践中存在仲裁与司法受案范围设置不合理,部分法律条款可操作性不强,体育组织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纠纷解决机制不畅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应进一步明确仲裁与司法的受案范围,科学设置体育法律内容,划清体育组织权责范围及行为边界,构建多元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体系。     

青少年体育现代化治理的中国路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之省思

法治保障是实现青少年体育现代化治理的关键。运用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系统阐释了青少年体育现代化治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章名和内容修订的基本要义。研究认为：当前青少年体育面临健康促进效果不显著、运动技能培养路径不畅、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质量不高等困境,应将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基础工程、青少年健康素质提升工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建设精品工程及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品牌工程等作为未来青少年体育的重点工程。基于“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在治理理念现代化方面,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总体定位和发展目标,体现了以青少年健康、教育、体育治理推动青少年体育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体育法》提出一系列青少年身体素养培育策略,以完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治理目标,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体育法》围绕强化多部门、多领域和多层级协同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合作能力,充分保障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并通过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等举措夯实青少年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新修订《体育法》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制度资源

通过深入研究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内涵，新修订《体育法》为建设体育强国构筑制度框架，体育制度现代化为建设体育强国保驾护航等，深刻认识到新修订《体育法》为我们构建了系统完备的体育法治体系，为建设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也为实现体育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健全体育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必备的体育法律制度框架。     

新《体育法》实施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制定研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凸显青少年体育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青少年体育立法,解决青少年体育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现实性问题,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需要探索制定《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并以其为统领构建中国特色青少年体育法治体系。制定《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是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应当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遵循,优先发展、全面发展的战略定位,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的价值目标,“社会参与”的改革要求,权利保障的法治理念,厘清青少年的法律内涵,界分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关系,围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发展目标,规范和调整青少年体育活动和青少年体育关系。     

《体育法》修改增设“体育纠纷解决”章节的研究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开启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体育法》修改成为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 任务,而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是《体育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体育法》第33条关于体育纠纷解决的规定在新形势下需要重新修改。文章采用文 献资料法、比较法、案例分析等方法就《体育法》修改中增设体育纠纷解决章节的必要性、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在新时期我 国体育事业发展、体育法治建设加速以及新《立法法》施行等新形势下,应该在《体育法》中以单章形式增加对体育纠纷解决的原则性规定。在立法 理念上,《体育法》增加体育纠纷解决章节的规定要依据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符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与国际体育纠纷解决体系接轨、原则 性规定与授权立法相结合。在立法内容上,在体育纠纷解决章节对“体育纠纷”的概念加以界定,明确规定建立体育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建立我国 体育纠纷的仲裁机构、仲裁机制和调解机制,并通过设置授权立法条款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的相关细则。     

智慧体育法治建设：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环境下,智慧法治与体育深度融合,延伸了体育法治建设的广度与深度,并催生了体育法治的新形态——智慧体育法治。智慧体育法治作为综合性与立体型的工程,涵盖了体育立法、体育行政、体育司法等领域。当前,我国智慧体育法治尚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数据流通不畅以及人才匮乏等问题。未来,应直面科技的挑战,科学合理地运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促进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论我国体育的法治现状及发展对策

199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看我国体育工作步入了“有法可依、依法治体”的新阶段，但回顾7年来我国体育法治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以及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稳步推进法治化相比，体育领域显然是落人之后了。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推进我国体育法治化的进程，必须从努力完善我国体育法律法规体系，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着手，进一步树立体育法治的观念，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完善体育法制、法规体系，稳步推进体育的法治化。     

新修订《体育法》的立法评析、立法创新及重点配套立法完善

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新修订《体育法》进行立法评析,并剖析新修订《体育法》的重要立法创新,就新修订《体育法》实施所需进行的重要后续配套立法进行了探索。新修订《体育法》较1995年《体育法》而言,各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修改。其中体育权利体系的构建、全民健身战略的法定化、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和体育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体育市场管理体系和体育行政执法体系的规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监管体系的建立、国家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等都是新修订《体育法》的重要立法创新。为全面实施新修订《体育法》,我国还应进行配套性立法,建议尽快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让一些制度创新尽快落地实施。     

我国足球劳动合同争议的司法处理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的背景下,探讨我国法院能否处理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劳动合同争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仔细分析晚近的司法实践,无论是《体育法》第33条的现行法规定,还是《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协章程》等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抑或当事人同意提交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的约定,都不妨碍民事法院对此类争议行使管辖权。然而,考虑到体育行业以及体育争端解决的特殊性,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仍存在受案范围以及法律适用上的不足,影响审判的效果。基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先进经验,我国应建立专门审理竞技体育纠纷的体育仲裁机构以解决足球劳动合同争议,既要实现司法处理的终局性,又要避免对体育自治的过分干预。     

试论体育裁判与法律

对体育竞赛裁判员在工作中违反裁判法与体育法而独犯法律对体育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制定裁判员的管理制度,制订与体育法法律相配套的制度与条款,让司法介入竞技体育,中国的体育竞赛才能更健康发展.     

《体育法》背景下的体育自治：问题、完善与展望

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等对体育自治进行研究,揭示体育自治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体育自治的发展程度与《体育法》密切相关：在原《体育法》时代,我国体育自治存在制度落后、保障缺位、权利受限等问题,以致难以发挥实际效用。新《体育法》对体育自治进行了针对性的完善,如构建权利本位体系、专章规定体育组织制度、增设体育仲裁制度等,基本形成符合我国现实需求的理论体系。为使《体育法》更好促进体育自治发展,应在现有立法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立法衔接、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及规范体育组织内控制度等。     

对《体育法》赋予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研究

研究阐述了《体育法》所赋予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结合社会团体的本质要求，将这种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民事权利相区分，认为这种处罚权是《体育法》创设的一类新型权力，具有自律性。对这种处罚不服，不能寻求行政救济、诉讼救济。结合奥林匹克运动与法治的磨合、体育的内在要求、经济转型中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论述了《体育法》赋予了体育社会团体自律性处罚权对我国体育发展的积极意义。建议在立法机关及时完善体育社会团体的自律性处罚权的同时，应采取措施使“政社分开”，保障体育社会团体真正实现自律性管理。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完善性修改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是中国体育基本法,它对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该法已很难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修改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重点修改的内容是：立法宗旨的重构、现有条款规范结构的完善和新条款及新章节的补充。《体育法》的修改中,应该借鉴国外法律的理念是：体育权利保障方面、体育管理模式、政府的体育责任和纠纷的解决方式。     

法教义学视角下的体育法治进路--基于司法中心主义的思考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尚缺乏学派意识和学术批判意识,关于体育法理学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边缘化,体育法学学科建设缺少基础法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法教义学在法学领域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与社科法学形成了分庭抗礼的趋势。通过对法教义学的内涵、立场与方法论的分析,从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体育司法裁判的"同案同判"以及体育法法源明确的角度,探索在法教义学信奉的司法中心主义指导下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与发展的路径,并将法教义学的概念引入体育法学视野。     

新《体育法》背景下体育协会的治理逻辑与治理路径——以互益法人理论为中心

新时代体育协会被赋予组织竞技体育和倡导全民健身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在深入推进体育改革、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体育协会的改革治理是重要一环。目前,脱钩改革后的体育协会仍处于“非营利法人式”的粗线条治理逻辑下,自我“造血式”发展受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关于体育组织的规范充分体现出体育协会互益互助的特性,为体育协会治理提供了以实现自主治理为目的、以互益互助发展为方法的“互益法人式”的新思路。在此逻辑指引下,体育协会应在外部资源交互中构建政府互益合作模式,在内部自主治理中健全协会互益发展机制,以此不断完善体育协会治理体系,推动实现体育协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司法适用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已经实施20 个年头,对这一体育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值得回顾、总结和反思。运用案例统计归纳、个案剖析、规范分析 等方法发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体育法》的适用呈现出案例较少,适用条款相对集中,法官体育法知识匮乏,对规范理解不一,不了解体育法的特殊 性,某些案件体现出体育立法不能适应体育实践的发展要求等不足。其原因在于,该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适用性不强;对体育参与主体间的权利 和义务缺乏全方位规定,体育立法不能紧跟体育实践的发展,使某些体育纠纷无法可依,或者不具有对体育活动的针对性;司法人员普遍缺乏体育法 学的专门知识,对体育法的特殊性缺乏了解,法律方法和技能不够熟练,未来我国体育立法和法学教育应当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在立法方面,应加 强体育主体间的权利义务界定,使《体育法》更具司法适用性,并及时回应体育实践提出的挑战;在法学教育方面,应强化高等法学教育中的体育法教 学和研究,突出体育法特殊性的教育;就体育司法而言,司法人员需要加强体育法知识的学习,掌握法律方法和技能,提高法律适用的能力;最后,还 需要加快体育改革步伐,通过改革减少体育管理的行政化,给依法治体提供更多空间。     

新时代我国《体育法》修改的理念重构与路径研究

《体育法》作为指导、规范体育事业发展的部门法,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加快法治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现行的《体育法》颁布于1995年,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需求,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倒退《体育法》的修改与完善。文章从此出发,首先介绍了中国《体育法》立法历程与现状,继而从依宪立法、法治理念、多元法治、良法善治四个角度阐述了《体育法》的修改理念,最后就如何修改《体育法》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强《体育法》基本内容修改、加大群众体育立法保障、增设体育产业章节内容、增设"体育纠纷解决"章节内容等。     

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宏观理路——于善旭教授学术访谈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体育法治也将成为我国体育治理的基本方式和实现体育善治的基石。本次对于善旭教授的学术访谈主要围绕"体育改革发展与体育法治建设"、"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向"、"《体育法》的评价和修改"以及"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与国际体育法治的互动"四个方面展开,展现了于善旭教授对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思考。     

中国体育现代化与体育法制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中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不足。要实现中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并建立现代化的体育治理模式,而法治则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尽管从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发布实施以来,中国的体育立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一些领域仍然滞后,特别是面对体育的社会化、产业化带来的新问题反应比较慢。因此,社会管理和市场管理是加强体育立法的重要方向。管理机构应该围绕权利和秩序这两个着眼点,完善体育立法,健全救济机制。体育仲裁问题成为当前国内体育法研究和体育制度建设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已有多名来自中国的仲裁员参与了国际体育仲裁庭的仲裁事务。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对国际体育秩序的完善,同时它对各国国内体育救济机制的完善也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