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框架、挑战与变革

新冠疫情、逆全球化浪潮和“人工智能+”推动全球教育治理迈向新的阶段。《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社会契约”的视角。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旨在将教育视为“全球共同利益”,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扩大化、治理客体的动态化、治理规制的协同化、治理目标的原则化、治理效果的多维化等特点。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多元主体参与的“合法性”危机、混乱世界秩序中的客体泛化风险、教育大数据的孤岛阻碍及智能鸿沟、教育治理效果异体问责的实践壁垒、基于教育公共利益的价值认同困境。迈向“社会契约”全球教育治理的变革将探寻“教育法治”的复合型治理规则体系、转向基于教育证据共识的治理范式,推动建立以教育大数据为依托的“云边端”协同机制、在管评分离的基础上强化第三方评估、发展“公众需求”逻辑下的利益共享机制。     

向知识银行转型——从教育战略看世界银行的全球教育治理

在多元化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中,世界银行凭借其比较优势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来自于世行全球教育战略的变革。世行全球教育治理拥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在战略目标的转变、战略重点的整体化以及战略实施工具的拓展与整合中,世行完成了从金融银行到知识银行的转型。于此同时,世行在进行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局限。了解世行的这些变革与问题对我国参与世行的全球教育治理,以及加强与世行的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OECD参与全球终身学习治理：时代轨迹、行动路径与现实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交叠影响下，终身学习成为一种迎接挑战的全球共识和有力举措。OECD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终身学习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OECD提出“全民终身学习”的概念，使其终身学习治理身份从“边缘”迈向“中心”。纵观OECD参与全球终身学习治理的时代轨迹，其经历了萌芽期、建立期、发展期和完善期，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取向以及独特的行动路径。具体而言，其通过认知式治理、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等路径参与全球终身学习治理，并在理论、实践与模式层面对世界终身学习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OECD参与全球终身学习治理不仅推动了国际终身学习理论的发展，而且为国际终身学习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还对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终身学习的政策制定和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OECD参与全球终身学习治理仍然面临政策制定注重短期利益、过于推崇专业技术与数据结果、缺乏系统连续的评估分析等弊端，因此，应理性考量OECD教育指标的适宜性，依据自身实际制定“在地化”的终身学习政策，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终身学习推进路径。     

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中国教育援外的理念、行动及趋向

国际教育援外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遭遇了价值危机、合作危机以及行动危机。在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教育援外提倡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推动全球治理。在行动策略上,构建了科学的分级管理体制,持续优化教育援外运行机制,采用多元化的教育援外方式等,走出了中国教育援外促进人文交流、赋能全球教育治理的新路径。新时代,我国教育援外工作应始终遵循“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基本原则,彰显“互惠互利”的道义本色;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全球教育发展成果共享新平台;继续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教育援外推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韩国政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范式与路径

近年来全球教育治理成为新的教育热点议题。作为全球教育治理重要参与主体,韩国政府在总结自身受援经验的基础上,将“回馈国际社会”、“输出韩国经验”、“全球化国家建设”、“培养全球公民”作为理念的基础,并逐步形成全球教育治理五大参与路径——传播国际组织理念的全球公民教育、输出韩国经验的职业教育、宣扬全球共同利益的国际教育援助、面向国际组织的各层次人才输送体系、培养全球责任意识的国民教育。韩国的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价值耦合的政策理念特征,全方位、多渠道的参与路径特征,国民积极参与的人员保障特征。     

中国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现实问题与改革动力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经历了从“计划管理”到“责任分担”再到“技术治理”的变化。当前,政府的“超强控制”依然是中国教育治理体制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机构庞大、教育事务的多头管理与行政低效、由利益部门化导致的教育权力“名放实收”、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社会参与教育的缺失。中国教育治理体制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中央－地方的互动关系,地方的制度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集权式“技术治理”到参与式地方民主治理是我国教育治理体制改革的应然方向。     

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国实践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教育领域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则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价值,拥有全球教育话语权是教育强国的重要表征之一。中国通过平台融合、教育能力建设、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多元共治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取得显著成效,全球教育治理场域渐趋成型,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全球教育议程和规则制定能力增强,促进了全球教育治理参与主体多元化及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推动了全球教育秩序走向公平与公正。中国的全球教育话语权渐趋彰显,推动了建设教育强国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中的多元化与广泛性角色,为加快建成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教育治理现代化转型:价值、困境与创新路径

县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在推动整体教育治理转型、提升教育质量、维护教育公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传统的教育机制所触发的“路径依赖”仍存在较强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为治理角色内卷化、治理责权碎片化、治理方式单一化、治理生态复杂化,对县域教育治理转型提出严峻挑战。为此,要创新县域教育治理新路径,需要遵循整合与协同的思路,强化顶层设计、转变治理方式、完善治理机制、优化治理生态,从而促进县域教育治理的有序转型。     

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

走向治理将是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选择,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是未来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行业企业参与对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亟待采取如下主要举措:各级政府领导要切实深化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性质、规律和地位的认识,端正观念;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构建服务型政府,准确定位政府管理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能:通过立法明确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的机制;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引导、规范包括行业企业在内的社会力量独立或参与举办高等职业教育.     

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机制与内在逻辑：以国家资历框架制度为例

国家资历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的进展。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多层化和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也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横向扩散的复杂政策过程。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过程还说明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协调演进是全球教育治理的内在逻辑。全球教育治理应当回应新时期全球背景和形势的变化,推动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与变革。     

以“融合”促“善治”:乡村治理视域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教育是国家治理理念与目标的重要传导途径,发展农村教育是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面向乡村“善治”目标,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应面向乡村社会致力于优化人心、生产秩序和生成能力。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悬浮”状态,如机构上移、“农教互离”以及教师角色变化,严重限制了其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教育应选择“教治”融合、“校地”融合、“教产”融合与“四教”融合的路径,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生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能力发展计划”：回顾与前瞻

“教育能力发展计划”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己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主动尝试。该计划重点关注教育部门综合改革、培养生活和工作技能、培养高质量教师三个行动领域,在推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支持教育数字化建设、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关注弱势群体学习与发展、制定综合教师政策、更新教师培训内容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教育能力发展计划”也面临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亟需转型、教师政策制定和落实难以推进等挑战。面向未来,“教育能力发展计划”或将进一步延续包容合作的工作理念,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重视弱势群体的持续发展。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传承乡村记忆与乡村文化,提升村民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盘活乡村教育资源,提供多样化的乡村公共教育服务以及发挥“第三方”评价与监督,推动乡村教育整体协调发展。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面临现实困境,即社会力量参与意识不强,未能形成多元治理格局;乡村教育治理监督乏力,社会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乡村教育治理内部分工不明确,乡村问题分析精准性不够等。为助推社会公益组织有效治理乡村教育,要形成多元主体“共治”,达到乡村教育的“善治”;加强乡村教育治理的内部监督,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合理利用大数据的支持,提高乡村教育的精准治理。     

全球协同治理态势下的现代大学发展

“治理”一词自引入教育领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已出现了全球协同治理的态势,并在全球层面对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制度性的压力.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参与现代大学全球协同治理的多元行为体,它们通过共同活动、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套松散的全球协同治理构件,以及它们对现代大学发展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高等教育的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综述

国际组织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因,推动其参与高等教育全球治理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举措。近年来,学界对国际组织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组织如何通过高等教育全球治理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全球治理枢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引发极大关注。从国际组织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相关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对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探索,关于国际组织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的研究更多基于宏观层面,关于我国如何参与国际组织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的研究较少。     

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论纲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从观念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中推动国家建构,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教育机制、教育活动,事实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从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是通过主体的身份转换、内容的深度嵌入、功能的...     

CAS视阈下的县域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建构

教育信息化治理是信息技术系统与教育治理系统实现融合后的系统形态,其实践过程是教育治理信息化。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教育治理系统与信息化系统逐步融合,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正朝着多元化、统合化、人本化方向发展,对治理体系研究提出新要求。同时,教育信息化治理特别是县域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统筹不足、效能不够等问题,也迫切要求着我们加强治理体系研究。为此,该文运用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视角对县域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进行了理论建构,通过分析和总结县域教育信息化治理的“五主体”、教育治理过程的“四环节”和教育信息化治理的“五切点”,提出了以信息化治理主体层、信息化治理网络层和信息化治理应用层等为主要内容的县域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三层”模型,梳理了治理主体信息化、治理网络全纳化、治理应用融合化等行动策略,以期为未来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第十四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10月在苏举办

本刊讯为使教育信息化在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将于10月23日至24日在苏州举办“第十四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并同期组织开展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观摩、校企合作交流洽谈、信息化建设优秀学校参观等活动。     

迈向新的社会契约：重塑未来教育何以成为全球共同议程

作为联合国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国际性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引领全球教育变革与发展动向。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教科文组织最新颁发的全球性教育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发现该世界性教育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来源于：因气候变化、数字技术、民主倒退以及不确定的就业市场等多重时代危机叠加，致使全球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承诺间尚存在显著差距为问题源流；由未来教育国际委员会所构成的政策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教育议题并建言献策为政策源流；以教科文组织成立75周年以来始终致力于全球教育治理的历史使命与根本宗旨为政治源流；最终，三大源流在“政策企业家”及相关政策“外溢效应”的助力下实现耦合，成功推开世界教育宣言的“政策之窗”,开启全球共同擘画未来教育的新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