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以柳宗元为个案,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之一

贬谪文人大都具有曲折的人生经历、良好的政治品质、超人的胆识才华、非凡的传世作品,后世文人争相研究,成果颇多。然而,因为过于的热爱、同情,研究者为他们不断贴金,不惜搜集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百般美化,因而形成了一个"三突出"模式:突出罪人身份;突出险恶环境;突出健康问题。以受人歧视的低贱身份,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之下,拖着沉重的病体,做出了突出成绩。这样,研究对象固然戴上了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桂冠,那个人其实不再是真实的"本他"。本文谨以柳宗元为例,讨论长期研究中形成的系列偏差。这是第一篇:《"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贬谪永州的柳宗元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享受正六品(上)文官待遇,是一个闲散的朝廷命官,而不是其他。     

珠联璧合两知己——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

本文从中唐柳宗元、刘禹锡两位著名文学家的仕宦经历、哲学辩难、诗歌酬唱戏谑三个侧面入手,论述了他们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生死交情,见出二人的高风亮节,是后世文人学习的楷模。     

韩愈、柳宗元古文理论述略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借助于恢复先秦两汉散行奇句的古文,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风靡一时的骈文,以复兴儒学,捍卫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提出了"志在古道"、注重实用、"陈言务去"、"词必己出"、"不平则鸣"及德、文兼修等一系列古文理论;柳宗元则提出了"文以明道"并"及乎物"、"有乎内"与"饰乎外"之结合、人品与文品并重及文人相亲的古文观点.较之于韩愈,柳宗元的文道内容则更宽泛更丰富,更重视"道"的现实性问题,在文章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方面,则更为强调.韩愈、柳宗元共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唐代古文理论体系,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柳宗元的京城符号

人类有客观存在的空间与物质,也有经由人的主观心理知觉,去感知客观空间之存在的事实。"空间"至少包含这两个空间形式:一是物理空间──实体上的空间,二是心灵空间──感知上的空间。该文以中唐时期著名的贬谪文人柳宗元为研究对象,探索他对于生活空间的书写。对于主要生活时间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柳宗元来说,长安曾经是柳宗元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他的物理空间,等到他流放到永州和柳州以后,回望长安的姿态很形象地传达他对君王的眷恋之情,这就形成了他很独特的心灵空间。他有丰富的语言从异地山水反衬出"长安"这个符号,这里面蕴含着上下阶层的权力之别,也预示了人生祸福的象征意义,这样的符号意义乃是柳宗元诗文的一大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曹刿论战》:经典文本的文化精神取向教育(二)

<正>问战:穿透疑问见史官精神关于《曹刿论战》的第二项教学困惑其实早已有之。质疑者名声显赫,柳宗元也。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卷一中曾如此评说柳宗元:柳子厚文本《国语》,却每每非《国语》;曾子固文宗刘向,却每每短刘向。虽云文人反攻,然学之者深,则知之者至,故能举其病也。~((12))喜欢《国语》的柳宗元也喜欢"文人反攻",他批     

说柳议刘,肯定唯物主义--论毛泽东与湖湘迁谪文学之三

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来湘的迁谪文人。毛泽东看重的是他们唯物主义思想,他把柳宗元放在同屈原并列的地位,从政治思想到文学创作,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他认为刘禹锡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并特别欣赏刘禹锡诗中表现的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论郑板桥“画以慰天下劳人”之艺术观

十八世纪中国杰出的文人画家郑板桥以其"文里机闲,字里机关"而旷世独立,自成一家.他终其毕生在艺术上反对泥古,并因第一次明确提出画以慰天下劳人的创作目的而闻名画史."画以慰天下劳人"这一伟大艺术观对后世画家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画界后学指南。     

孔子的志趣与后世文人的精神追求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是中国文人的典范。他在言行间体现出的志趣,对后世文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事迹与后世文人追求之间的种种契合正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价值和深远意义。     

柳宗元寓言的人文思考

柳宗元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观注社会,观注现实,观注人文精神.若用一个传统的话讲,就是“文以载道”.柳宗元和韩愈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无不主张和提倡“文以载道”之观点.“文以载道”“文道统一”,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乃至“人文精神”,以文来明道,到了唐宋更为发展了这种观点.尤其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和柳宗元二位老先生,将“文以载道”作为文艺理论之基础.因此说,古代的“文以载道”之思想和今天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柳宗元将“文以明道”之思想贯穿到他的实际创作之中,即通过寓言的方式和方法来表现,更加突出了“文”、“道”思想对人们的功谕、劝诫和对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简论柳宗元与传记文学的发展

柳宗元依据其"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继承并发展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将传记文学作为阐述其政治主张、人生理想的独特形式,强调文学匡时济世的讽喻效能,并且真正以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作为传记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寄寓了自己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柳宗元以自己独特的创造,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农村建设既关系中国的自强、复兴与社会的稳定,也关系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诸多问题。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的四代领导人对农村建设的问题都是高度重视。党的指导思想从起始于马克思主义以来,有着一显著特点,即一脉相承性,同样,农村建设也不例外。为此,从哲学理论依据、理论品质、发展目标几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论“响堂样式”的特征及形成

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