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探讨《文选》是出于众手还是萧统独自编撰,先需弄清楚其编撰工作量如何与"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诸说出现之背景。跳出《文选》而将之与《文心雕龙》比观,便知撰《文心雕龙》相关之22篇,其工作量已远大于编《文选》的;在"选学"大兴之背景下,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穿凿附会者。将"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一类说法置于"网络中"考察,无一经得起推敲。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上辨证可知,《文选》乃萧统之独撰而非出于众手。     

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萧统故里镇江隆重召开，盛况空前。大会交流论文80余篇，对“《文选》版本及注本”、“《文选》作者、选录标准、分类及其价值”、“《文选》所选作家作品”、“《文选》分体文学”、“萧统文学思想与文学史观”、“《文选》接受学”、“《文选》语言学”、“萧氏家族及萧统遗迹”等八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大会回顾了上世纪文选学研究的历程，对新世纪文选学研究提出了希望与要求。     

试论萧统的《文选序》

萧统的《文选序》是反映萧统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章。本文通过对《文选序》的文本进行研究,指出萧统文学主张中存在的传统与时代新变的矛盾,以及萧统面对这种矛盾的微妙心态和折衷调和的文学思想。     

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辨——兼述陶渊明诗接受史上的一个问题

萧统认定陶渊明的隐士身份,亦认定其作品的隐逸内容;但其编撰《文选》却不把陶渊明诗作入“招隐类”、“反招隐类”,《艺文类聚》亦是如此。原因在于传统上隐逸诗作的品格是写山林,而陶渊明诗作则写自己在农村田园的生活,南北朝唐宋人编撰总集入陶渊明诗作于“田家”、“田园”类。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未被人们认可。     

读《文选》随笔

本文阐释了有关《文选》学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回溯了萧统《文选》37种文体之一的“七”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及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二，对《文选旁证》的作者作了考证，认为其作者为梁章钜。其三，评价了苏轼论《文选》的观点，认为苏轼的评论有其得失。得在指出了萧统的一些错误；失在他从个人喜好出发，未能对《文选》作客观的评论。     

《文选》事类编录受《华林遍略》重要影响说驳议

“《文选》是受到《华林遍略》的启发而着手编撰的”一说,既缺乏文献支撑,在情理上亦难以说得过去.而在此基础上,仅据徐勉是老师而萧统“每事询谋”、《文选》编撰的目的之一是为“方便作者翻检以及写作取则之需”与“编者与《华林遍略》领编者徐勉有着特殊关系”这三方面理由,是说明不了《文选》事类编录受《华林遍略》重要影响的,况且这些理由本身又存在着种种问题.六朝时,类书以隶事为归,总集专取诗文,彼此别途,而后者亦自多“各为条贯”,故断《文选》赋、诗二体的再分类本之类书,有失圆照.     

从《文选》的赋体分类看萧统的文学观

《文选》以儒家“雅正”思想和深思、辞采为选录标准对赋体进行的分类,反映了萧统文质并举的文学观念。其选赋详远略近的作法比较真实地记录了赋体文学由汉代体物大赋逐渐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抒情小赋演变的面貌,也反映了萧统的文学发展观。     

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萧统《文选》是甸古代一部著名的诗文总集。远在隋、唐之际，研究《文选》即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叫作“《文选》学”。《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发具有锭的影响。本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况，指出“五．四”以后，《文选》学衰落，而近几年《文选》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肯定了黄侃，高步瀛和骆鸿凯对《文选》学的贡献，对今后的《文选》研究寄予厚望。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营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是造成其文学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20世纪的《文选序》研究

20世纪的“文选学”研究曾经出现过三次关于《文选序》的讨论。这三次研讨,使“选学”界对萧统的文学思想,《文选》的选录标准、《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关系诸问题均大大深入。回眸这一历史,可使学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20世纪的“选学”研究作一颇有意义的回顾与总结。     

萧统与《文选》研究三题

萧统在《文选》编纂过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其中一些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如：萧统东宫十学士问题,萧统“辞典文艳,既温且雅”的文学主张,《文选》的选文标准。     

《文选》的选录标准复议

《文选序》分三个层次阐说了怎样对待《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首先,要区分“选录范围”和“选录标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分析“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句话不是在说《文选》的选录标准;第三,应将萧统本人的文学观与《文选》的实际选录标准区别开来;从萧统的其他作品、甚而至于从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寻”出一个所谓的《文选》的“选录标准”也是不妥的。讨论《文选》的选录标准,较稳妥的方法是从《文选》文本出发,仔细分析每一篇作品的性质、文体特征、艺术特色,从而归纳、概括出《文选》实际的选录标准。     

萧统文人集团对《文选》选文的影响

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其东宫文人集团对《文选》的选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萧统身边的文人学士大都出身士族名门,著作丰富,并通儒悉礼,生活清简中和。这些特点在影响萧统的同时,也使《文选》的选文带上了贵和、提倡教化、素雅守礼的色彩。     

《文选》的三重背景

《文选》的三重背景顾农萧统《文选》的出现是中古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背景材料可以分三个层次来叙述。作家作品的日益增多必然呼唤带选集性质的文学总集的出现。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     

从《文选》选诗看萧统的诗学观

文章通过对萧统《文选》所选诗歌的简要分析,阐述了萧统《文选》选诗的情采观、功利观和诗体观。     

《文选》成书时间考说——《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二

影响《文选》成书时间研究的因素有七:一是"所录皆前人作";二是《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心情轻松畅快;三是丁贵嫔之死与其后发生之"蜡鹅事件"对萧统产生巨大之负面影响;四是编《文选》的工作量至多为撰《文心雕龙》的一半;五是《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就;六是不存生者原则的确定在其编纂之初;七是陆倕去世于丁贵嫔之前,而其作品之入选则在编纂原则确定之后。其中,一、二、四、五等四项已不是问题。至于《文选》的编纂成书时间,其上限当为普通五年二月,下限则为普通七年十月。     

试论萧统之“时义”

萧统《文选序》是研究《文选》选文标准的重要依据,但学界多集中于对“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对其中“文之时义远矣哉”一句大多未加关注,而此句在整个序言中既上承,又下启,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之时义”中“时义”一词的理解,对于确定《文选》的选文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文选序》全文,考索文、时义、清英,“时义”当指文章美好教化功能之意.再结合萧统本人的文学观及当时重华采,尚巧似,追求骈俪、声律和文采之美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追求,“文之时义”在内涵上可兼指形式上追求艺术之美、内容上注重教化之功     

关于束皙《补亡诗》的思考

束皙《补亡诗》补《诗经》六首“有目无辞”之缺，列于《文选》各体诗之首，本文从“补亡诗”产生的原因入手，考察萧统将束皙《补亡诗》列于《文选》诗之首的原因，分析萧统对束氏作品的推崇，同时引入对束作的不同评价的解释，探讨《辛卜亡诗》的作者，思考与诗乐礼的关系。     

闲话“座右铭”

“座右铭”,最早见于萧统《文选》所收的东汉书法家崔瑗《座右铭》一文。吕延济题注说:“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座右铭”是古文体铭文的一种,萧统《文选》将它列入“铭类”,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它列入“箴铭”类。箴铭类是用于规戒的文章,内容大多是用来戒勉(警戒、勉     

《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

《文选》对于梁代作品的选录是文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日本以清水凯夫先生为代表的“新文选学派”以之佐证《文选》的撰者非萧统。清水先生的见解在中国既有附合者，亦有持异议者，笔者不同意清水先生的有关解释，本文即从徐悱作品的选录对清水之说作一驳议，本文认为，从徐悱之作的艺术性，徐悱在梁代诗坛的地位看，《文选》选入徐悱之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徐悱之作的人入选不能证《文选》的撰人是刘孝绰而非萧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