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于1942年3月8日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谈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写道:“1934年10月,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出发长征,那时我身负重伤,被留在江西担负军事指挥,并主持政府工作。1935年春,我们在敌人重兵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了将近三个年头。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历史正是这样。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下了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当时留在江西根据地的有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营,加上政权机关人员和伤病员共约3万多人。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一方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清剿”作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左”倾错误的影响,又要同叛徒作斗争,斗争异常艰苦复杂。     

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若干问题考

1934年,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保护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留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政委和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任务是“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使进击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在项英、陈毅等同志领导下,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党史界对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的名称、职权范围和存在的时间及突围的地点等问题有异议,本文试就以上几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革命老前辈和党史界同行们的帮助。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34年秋至1935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苏区军民,与入侵苏区的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坚壁清野,储粮筹款,扩大武装,反对“左”右倾错误,严惩叛徒,为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作了一定的物资上、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从“保卫中央苏区”到全面开展游击战争的转变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即从“保卫中央苏区”转向全面开展游击战争。人们一般把一九三五年的“二月突围”作为这个战略转变完成的标志。但我觉得中央革命根据地战略转变的最后完成的标志是一九三五年四月的长岭会议,中间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现将这个意见冒昧地提出,以向同志们请教。     

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项英和陈毅一起,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地方部队,依靠苏区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火种,为迎接抗日斗争的高潮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党史教材和文章中,几乎都没有论述这一页真实的历史,更没有给项英以应有     

菩萨蛮 大柏地

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实行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革命“围剿”。“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但在这重要时刻,中央红军和根据地却遭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极大危害。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接着以太上皇的姿态,到处推行他的错误路线。一九三二年八月,他们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夺了毛主席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     

论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长征前对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长征路上，又发来二月指示，及时地指导了中央苏区的留守部队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抵陕北后，又作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指导了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过渡。毛泽东对坚持和发展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荣桓的“翻边战术”思想及其实践

罗荣桓在领导山东抗日战争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翻边战术”思想。其通俗的表述是：敌人打到我们根据地来，我们就打到敌人后方去。这一战术原则，是对毛泽东关于敌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灵活运用与创新。它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不但在山东抗日战场获得了良好效果，而且对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慷慨赴死的陈潭秋夫妇

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有一位教授叫陈志远,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潭秋的三子。60多年前,当他尚在襁褓之中,陈潭秋便踏上了一条革命的不归之途,从此父子再未见面……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至今仍保留着陈潭秋1933年写给其兄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就是为了陈志远而写的,这是父亲留给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1933年初,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偕夫人徐全直去中央苏区工作,但当时徐全直已有孕在身,且产期临近,行动诸多不便。他俩反复商量后,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决定陈潭秋先行,徐全直生完孩子后再赶赴苏区。为了工作的需要,他们商定孩子出世后寄养…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领导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而且领导了根据地的经济斗争.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调查报告和文章.特别是1933年8月,毛泽东在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934年1月,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做了两年来的工作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试论中共地方史研究与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之途

近年来,中共党史渐成人文社科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就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而言,当前在若干研究领域内专门知识的生成与知识体系的系统化专门化均已取得了不小进步。不过,在知识体系的充实完善与研究对象的细化和基层化等方面,该学科尚有待加强与突破。迄今为止,党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研究,并逐步呈现饱和化趋势。但基于翔实生动的地域性史料基础而展开的中共地方史研究,仍尚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可以对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充实完善作出重要的补充。     

论“响堂样式”的特征及形成

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     

论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农村建设既关系中国的自强、复兴与社会的稳定,也关系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诸多问题。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的四代领导人对农村建设的问题都是高度重视。党的指导思想从起始于马克思主义以来,有着一显著特点,即一脉相承性,同样,农村建设也不例外。为此,从哲学理论依据、理论品质、发展目标几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