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乐舞起源的初步考证

与其他上古社会一致,云南少数民族早期的乐舞活动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实为一种混融着原始思维的、综合性的文化事象。因此,考定其起源,从发生学的意义上阐述其特征,是透视其社会功能的基本前提。文章在断代较确切的华夏文化参照下,通过云南少数民族乐舞活动最早的上古遗存———岩画和迄今尚存的民俗活动及相关记载两个基本途径,初步描述了它们源头上的基本面貌。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艺术人类学诠释——以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例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拓展和深化了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理论的研究视野、理论范式以及研究方法,对于高速变迁、消亡的各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文化研究至关重要。文章以艺术人类学为学理基础,以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研究个案,在深入民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整合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普遍现象,记录个案的文化变迁现状,探索民间乐舞与周遭文化因子的内在关联,多视角剖析民间乐舞的文化内涵。     

从《云南映象》看中国民间乐舞的文化价值

民间歌舞集《云南映象》是母体(原生态)乐舞，母体乐舞是传统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化发展的源泉。     

从《大武》舞蹈的变迁看中国戏剧的早期萌芽

《大武》乐舞,早期应属于记功炫示性质的乐舞,武王去世后,约在昭王时代,《大武》则一变而为祭典性质的乐舞,最后则向世俗的乐舞转化。这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个过程的考辩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中国戏剧的早期萌芽,受到外在礼制等因素遏抑。     

略论唐代乐舞的兴盛及影响

乐舞于唐代空前兴盛。唐人雅俗观、乐舞价值观的变化,是唐代乐舞特别是其中具有观赏价值的俗舞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乐舞对唐代社会的影响有三:一、与唐人生活关系大为密切,是人们娱乐消遣的主要方式,也是文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仅本身是融合与交流的重要内容,还影响到服饰、雕塑等方面;三、提高了诗人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扩大了唐诗的题材,其中的佳作更是唐诗宝库中的珍品。     

汉代乐舞的美育功能

音乐舞蹈是古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史料记载,我国的乐舞文化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其中,汉代乐舞堪称奇葩。与先秦乐舞的静穆和盛唐乐舞的华丽不同的是,汉代乐舞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大多是雄健有力、昂扬自信、生机勃勃,展示着实现了大一统政治局面之后中华民族万象更新的大日寸代气魄。它以极大的包容精神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艺术形式及风格熔于一炉,构成了汉代丰富而多元的乐舞体系。古朴厚重的钟鼓齐鸣、管弦齐发的场面,翘袖折腰、回旋飞扬的长袖舞,     

“以舞降神”:甲骨卜辞中的乐舞文艺观念

甲骨文是殷人占卜时刻下的记事之辞,其中蕴含着有关乐舞文艺的丰富内容,涉及乐舞的本质、功能等问题。在以"帝"崇拜为核心的文化背景中,殷人一方面将乐舞视作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宗教祭祀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娱神;另一方面又对乐舞抱有实用功利的态度,希望通过娱神,发挥它在祈求降雨、征伐胜利以及拔除疾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体现出"轴心时代"以前的我国乐舞文艺观念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实用功利的倾向,并对后世文艺观念产生了或突破或继承的影响。     

乐舞声中普米族“搓蹉”的人类学解读

在云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都要动用"艺术的手段"来寄托对于生存的憧憬,即使在许多时候或许没有乐队的加入,但却绝对不会缺少"敲打"这一行为,从而替代了语言的叙事动能。因此,"敲打"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多无文字的边缘民族来讲,其蕴涵的象征性意义具有丰富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敲打"的存在作为一种空间图式,它不仅填充了空间本身,更通过民族的观念、行为、情感影响着民族的声音行为,更展示了其远古的记忆而成为"充满意义的仓库或贮存器"。文章依托艺术人类学的视野,通过对云南普米族传统乐舞"搓蹉"的透视,解读了在其乐舞运动的绵延中,彰显了一个古老民族对环境的适应和对远古记忆的恪守。     

“敦煌乐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由西安音乐学院主办的“敦煌乐舞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1-12日举行。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以及国内各地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30位学者进行了发言,展示了近年来敦煌乐舞研究的新成果,其中对敦煌乐谱的深入研究,体现了新方法与新思路。对敦煌乐器的研究涉及鼓、琵琶、葫芦琴等乐器。对敦煌舞蹈的研究涉及印度舞蹈、龟兹舞蹈以及中国石窟的舞蹈等方面的问题。有的学者结合舞蹈创作与教学,深入探讨了舞蹈训练、男子伎乐形象塑造等问题。还有的学者从神经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以敦煌乐舞进行精神治疗的问题。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卢秀文、沙武田、杨森、陈雪静等五名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其中四名学者发言,涉及敦煌乐舞图像与乐舞史研究、敦煌乐舞与服饰、敦煌壁画舞蹈与长安风气、敦煌壁画琵琶图像等问题。     

论乐舞在三大鼎盛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通过讲述乐舞在三大时期的传承与发展,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了乐舞的魅力所在、意义所在.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美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表演角度看苏轼词革新

"诗乐舞结合"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优秀传统。词(诗)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与音乐之间有着复杂交织的离合关系。当代人对唐宋词的欣赏是一种仅仅从文字层面分析,而脱离了以歌舞表演为主的现场感的欣赏,这与唐宋人欣赏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苏轼词作为词史革新的代表,实际上具有表演的艺术特质。苏词从表演者性别、表演乐器、表演姿势及表演内容等诸方面作了很大的改革。苏词实际上改变了词——这种盛极于唐宋的艺术表演方式,这是对我们理解苏词在中国词史上革新的不可或缺的艺术审美之弥补。     

古滇国虎文化简论

早在战国时期,虎文化在西南边陲的滇池地区已经非常鼎盛。西南地区的彝族、哈尼族、纳西族、拉祜族、土家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中,存在着浓厚的虎图腾崇拜信仰,其中尤以云南双柏县彝族的虎崇拜最具特色。这些崇虎的文化现象,应与古滇国虎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古滇国青铜器中所表现的虎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对解读西南地区虎文化的起源与兴衰,有着不可取代的多学科价值。     

论张洁小说的音乐意蕴

张洁小说的音乐意蕴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渲染,叙述方式的展开,叙述结构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张洁对音乐艺术的自觉借鉴扩大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形成了作品苍凉沉郁的抒情风格,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也给读者更多的精神启迪。     

宋代宫廷贵族音乐的衰落与市民通俗音乐的繁荣

宋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转型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市民阶层及其音乐文化,逐渐替代宫廷贵族音乐而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音乐文化——市民通俗音乐文化。这种音乐文化注重写实主义,具有热情奔放和浅显直白的特点。戏曲音乐无疑是众多市民通俗音乐体裁中的杰出代表,综合运用诗、歌、舞等综合舞台形式,将市民阶层的寻常故事搬上舞台,赢得了市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瓦舍勾栏、酒肆茶楼、寺庙道观或街头巷尾等公共场所的演出活动中,不断吸收各类文化形态和艺术体裁的精髓,完成了由滑稽小戏向成熟戏剧的过渡,宣告了剧曲音乐时代的到来。     

滇国和商周青铜礼器的对比研究

古滇王国和滇文化日益受到国际文化界的推赞。建国后以云南普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墓地逐一被发现,并考古发掘出两千多年前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都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相媲美。同属青铜文化,滇国和商周王朝在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在青铜器型制和精神象征意义上,却出现较大差别。滇国礼器在于铜鼓和储贝器,而商周朝在于鼎。青铜礼器选取上的相异性,也反映出滇与商周王朝权利体系分配的不同,在生产方式与民族风情上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区别。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对同持青铜礼器的不同王国文化差异做出浅析与梳理。     

司马相如之沾溉滇文人探考

传世典籍对蜀地发达纺织业的记载与滇地出土器物对大型纺织场面的显示,大大增强了《西京杂记》所记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作比,晓谕盛览作赋之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再加之《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引据有征”,以及《史记》曾有对司马相如作桥于孙水的记载,张叔至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之事也是大体可信的。由此,司马相如于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是有桥接之力的。     

慷慨有余音 要妙悲且清——音乐对建安慷慨诗风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安诗歌的慷慨诗风正是那个时代的音乐欣赏、审美理想、精神追求、时空情绪与社会人生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学风格。本文以建安时期的清商乐特点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清商乐的音乐特质在建安诗风形成中的作用。     

佛教文化视域下探究九华山佛教音乐的艺术特征

九华山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历经千年传承,已然成为一种特定的九华山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时影响着九华山佛教音乐的传承。九华山佛教音乐作为汉传佛教音乐的一种,被应用于各种宗教仪式中,随着时间的积淀,其对民俗文化和传统音乐开始渗透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文章就九华山佛教文化形成的背景与各种音乐形式展开调查分析,试图在佛教文化的视域下探究其音乐的艺术特征。     

大晟府乐官刘诜琐考

刘诜为大晟燕乐的奠基人之一,然史传有关刘诜生平仕历记载颇略,且讹误不少。有关论著言及刘诜仕历及与大晟“徵调”关系,亦颇多误解。今细勘文献资料,考得刘诜生平仕历,并对刘诜与大晟“徵调”关系及其他著述情况作了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