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悬赏广告之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之法律性质目前学界主要有这两种观点,即“契约说”与“单独行为说”。对于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之认定,应在未来的《民法典》总则部分或债权法部分明确加以规定,将符合契约特征的悬赏广告以合同来对待,将不符合契约特征的悬赏广告以单独行为视之;亦可直接在《民法典》或《债权法》中单设一节对涉及悬赏广告的方方面面一一予以明确,而不管它是契约也好单独行为也罢,统统将它们视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这样将会更有利于悬赏广告中各种纠纷的解决。     

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从事实契约说起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经常发现一方以定型的方式向公众进行意思表示，与对方当事人订立契约。而此种契约的成立不受一般契约要件的约束，这种合同的订立不是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而是依据事实行为。传统契约法何去何从，本以事实契约为突破口，试图找出私法契约之出路。     

论可预见规则适用范围的限缩——基于当事人意思的分析

预见和当事人意思的关系是理解可预见规则的钥匙。在特定类型的合同中,预见能够准确表征当事人意思,法官适用可预见规则可以妥当决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当可预见规则扩展适用于所有的合同类型后,便会出现预见与当事人意思发生偏离的现象,继续依据预见决定损害赔偿就会失去正当性,导致裁判结果不公。法官应当回归契约规范主义,基于当事人意思限缩可预见规则的适用范围:首先,法官适用可预见规则应以合同解释为前提,违约方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仅仅预见到违约损失仍然不够,还需存在对其负责的意思;其次,可预见规则属于惩罚性缺省条款。在合同存在漏洞的情形,法官适用可预见规则填补漏洞应以当事人具有可惩罚性为前提,否则应当通过补充解释的方法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对于合同的解释

从合同解释的由来入手,系统介绍了表示主义理论和意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情况,从其对比分析中得出对于我国合同解释的看法:以表示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坚持以探求假定的当事人意思为目的,采用表示主义理论中由阐释到推定的合同解释规则(包括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生存发展的适应性)。最后探讨了《合同法》规定的经验与不足。     

虚假房屋买卖骗贷款法律问题探讨——以通谋虚伪理论为视角

采用通谋虚伪的方式订立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以骗取银行贷款时,房屋买卖合同可能是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合同,伪装行为因不具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非伪装部分则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可能有效。于我国现行法,通谋虚伪之房屋买卖合同之无效部分应适用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必要条件;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通谋虚伪之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我国《合同法》并未确立通谋虚伪表示无效规则;更不能求助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无效规则,因通谋虚伪之房屋买卖合同之非伪装部分在未达到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为有效。     

论意思瑕疵对离婚登记效力的影响

能否以意思瑕疵为由主张撤销协议离婚登记，关系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5条的规定由于缺乏理性，从而导致了“一夫两妻案”的出现。本文认为协议离婚既涉及公法行为又涉及私法行为，因此在处理协议离婚中的意思瑕疵时不能简单套用民法的意思表示理论。从维护婚姻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公信力角度出发，对协议离婚中的意思解释应采表示主义，意思瑕疵不构成撤销离婚登记的影响，婚姻登记机关在审查时应采表面审查的原则；同时建议拓宽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范围，以实现各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均衡。     

物权行为若干基本问题的哲学省思

文章从哲学视角探讨了物权行为概念、独立性和无因性问题。作者从概念界定的主体价值倾向性入手,深入分析了从内在结构视角界定物权行为概念的意思表示说和意思表示与形式结合说,提出债权行为主义变动模式、物权行为意思主义变动模式和物权行为形式主义变动模式。文章认为物权行为之“因”有内因和外因之别,物权行为是否有因是一个立法政策选择问题,立法者可在內在有因,外在有因;内在无因,外在无因;內在有因,外在无因;内在无因,外在有因的各种结合形态中基于价值衡量,而予不同选择。     

关于合同及其生效条件的理解

合同是私法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在合同中应当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但这并不表示国家对合同的效力不作强制性的规定。我国民事法律规定了合同生效的法律条件,其目的和作用在于使现实生活中民事法律行为以及合同关系的有效、无效和效力待定能够正确判定和区分,保障契约自由,维护交易安全。     

关于合同解释

由合同解释的由来入手系统介绍了表示主义理论和意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情况 ,从对比分析中得出了对我国合同解释的看法。以表示主义的理论为基础 ,坚持以探求假定的当事人思想为目的 ,采用表示主义理论中由阐释到推定的合同解释规则 ,探讨了《合同法》的相关问题。     

劳动合同中的担保是否为担保法所调整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之间因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均可依法设定担保。然而,不乏劳动合同中设定担保,该担保是否为担保法所调整则存在法律空白,造成裁判不一。其实,劳动合同担保大多是人事保证担保,不同于一般的保证担保,应当区分情形确认其效力。同时,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规定,参考英美法系的经典判例,对担保的适用范围作扩张性解释,从司法解释层面和法律层面确立、完善劳动合同担保制度。     

双务合同履行中抗辩权制度的研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除了已明确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以外，必须确立异时履行拒绝权，将后履行拒绝权与先履行拒绝权包括在内，由此涉及当事人互负的债务具有牵连性和对价性，并且适用于当事人互负的债务分别属于主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主债务和从债务、可分之债和连带之债的不同情况，当事人的实际违约和预期违约都与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有密切的关系。     

论非典型之债的判断标准

债的逻辑和结构体系是自给自足的,然处于债的概念下级位阶的债的发生原因却因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内容,集中表现在非典型之债的出现。非典型之债是指在民商事法律规范中,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未被民法典债编典型之债所涵盖的债的关系。从非典型之债的内在本质和外在特征可甄别非典型之债,进而厘清对非典型之债的认识误区。     

试探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中资产负债率过高与产权的关系

试图通过发行新股或“债转股”从而降低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思路,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规律的。解决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的途径,主要的还是在于调整产权结构,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破产法》,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大《公司法》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完善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股权激励以及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对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整体负债率水平偏高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论连带债务

连带债务的法律规定起源于罗马法，连带债务能引起连带责任。连带债务多由法律规定。连带债务人履行了债务后，对其他债务人有求偿权。     

论股东派生诉讼诉权的法理基础

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虽非诉讼标的的直接义务主体，但在实质上，基于其股东权却与诉讼标的有着难以割舍的利害关系。股东派生诉讼提起权是股东权的实现形式之一，其程序法法理在于股东原告资格的取得实源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承认原告股东对派生诉讼具有诉的利益，突破了传统当事人的范畴，直接由法律予以授权。     

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债权人撤销权是债的保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债的效力的扩张,其对于确保债权的最终实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粗疏和相关制度的阙如,学界见仁见智,致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成为难点。通过论证认为,应该尽快完善其相关的立法,以期彰显该制度的价值,使之更好地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范围的认定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我国刑法对不作为犯罪及其义务来源没有明确界定,深入研究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对我国司法理论与实践有重大意义。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在刑法理论上经历了从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再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等三个演变历程。探讨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应该把形式的作为义务和实质的作为义务综合起来。不作为犯罪的实质的义务来源应从紧迫危险性、现实依赖性、排他支配性三方面来认定。     

所得税核算中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及其会计处理

新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全面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通过介绍暂时性差异、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等概念，分析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及其会计处理基本过程和优点。     

论义务

义务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作为规则的义务，另一个是作为行动的义务。作为规则的义务是利益共同体对个体的客观要求。这些要求最终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又是人们根据历史的社会理性不断实践的结果。作为行动的义务涉及内化外在规则的必然性问题。在义务对行动的规定中一定带有某种必然性，而行为主体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这种必然性。正是这种既内在地制约着主体、又外在地要求着主体的必然性，才是行动者必定会内化外在规则的客观根据和基础。而这个必然性就是社会关系中的客观要求。人只有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不断接受社会必然性规律的检验，才可能驾驭必然性并最终获得自由。     

关于“双倍罚息”的理解和适用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简称＂双倍罚息＂,是民事诉讼法对被执行人未在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赋予的一项法定义务。但这项法律义务在执行中标准不一,具体操作上困境重重。通过对双倍罚息应适用的法律文书范围、计息基数、利率标准、履行期间等作明确的界定,建议对某些上诉人滥用二审程序占用资金的行为通过司法解释加以限制。